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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對律師工作的影響

2022年第02期    作者:文字整理： 許 倩    閱讀 4,620 次

主  持  人： 方正宇 上海律協對外宣傳與聯絡委員會委員，上海紐邁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嘉       賓： 嚴  嫣 上海律協對外宣傳與聯絡委員會委員、婚姻家事業務研究委員會委員，上海嚴嫣律師事務所主任 鄧海虹 上海律協對外宣傳與聯絡委員會委員、公司與商事業務研究委員會委員，北京市京師（上海）律師事務所律師 傅建平 上海律協刑訴法與刑事辯護業務研究委員會副主任，上海七方律師事務所主任 陳一宏 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合伙人 王垚翔 上海律協不動產征收（動遷）業務研究委員會委員，上海市君悅律師事務所合伙人

方正宇：今天非常難得，在疫情的背景下，本期法律咖吧也從以往的線下聚會轉向了線上的云咖吧。話題則是疫情期間，律師業務受到了何種影響？上海律師對此又有何應對方案？先提第一個問題，這段時間的疫情導致各位嘉賓律師在工作中都遇到了哪些困難？

嚴嫣：這一波疫情突如其來，案件辦理遭遇了不少阻礙。疫情最初，我們有一個執行案子需在3月14日辦理終結。然而，從3月11日就陸續聽到各個法院要求持48小時內核酸陰性證明方可進出，當事人、法官都非常著急。最后是通過執行法官工作手機以短信確認、彩信發送文書的方式，全程無接觸地辦理了執行終止的手續。

另一個案子是浦西封控期間，當事人收到了12368的電子判決文書，已經點擊閱看，形成“簽收”，那么及時有效地上訴便成為了難題。當時浦西、浦東都處于嚴格封控的狀態，12368人工留言無人接聽。面對這個情況，一方面，我們不斷給書記員辦公手機短信留言；另一方面，不斷嘗試撥打12368進行人工留言。最終，我們在上訴期滿前收到了書記員的回電，與書記員確認了上訴請求，并按照要求在12368訴訟平臺的一審案件中上傳了上訴狀。疫情期間，案件正常辦理尤為困難，這可能是很多訴訟律師在疫情突來之時都會遭遇的情況。

傅建平：我主要從事刑事法律服務，本次疫情對刑事業務的沖擊還是比較大的，刑事案件最基本的兩個顯性工作——開庭和會見受到的影響最大。實際上，從3月份開始，很多上海法院就要求提供48小時內核酸陰性證明，很多原本已經安排開庭的案件基本上都延期了，有些外地的案件因為疫情原因也不能正常開展。因此，在全上海采取封控措施以后，刑事案件在三四月份基本上全部處于停頓狀態，新的案件沒法接，已接的案件也被迫延期。比如我在寧波有個案件，去年10月就開過庭了，案情并不復雜，我多次請求法院正常宣判。法院本來答應于今年3月底宣判，但到3月底時卻又沒辦法正常開庭。其實從2020年疫情暴發以來，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案件的審理期限都不能根據《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在法定的審理期限內審結，審判期限明顯超期。長期下去，必然會影響很多案件的結案率，律師的結案率也會受到影響，原來的案件未結案還可能會影響新案件的接洽。這是疫情的第一個影響。

第二個影響是本次上海疫情中，幾乎是全民抗疫，導致現在的警力、醫療資源等都很緊缺。對刑事業務來講，很多案件可能會延后偵查，所以短期內基本上無法收進新的案件。至于已接案件，就像剛才嚴律師所談的，可以通過跟法院聯系、溝通，申請延期開庭審理等，上海高院對此也作出了相關規定。所以疫情對刑事業務最大的影響還是老的案件不能結案，新的案件無法接洽。

王垚翔：我簡單談兩點吧。一個是關于案件討論的問題。我所在的團隊承接了一個疑難復雜的案子，疫情之前，大家已經就這個案子進行了幾輪討論交流，但當我們需要再進一步研判、討論可能的法律風險時，好多律師已經封在小區出不來了，最后只能從線下改為線上，通過騰訊會議組織討論。相對于面對面的交流，大家對于網絡會議還是有些不太適應。另一個問題是關于案件的卷宗。把在辦案件的卷宗掃描成電子檔是個很好的習慣，但限于個人喜好或辦公條件，很多律師還是只有紙質卷宗。遇到在線開庭的情況，有的法官還能通融延期，有的則只能硬著頭皮上，庭審效果非常差。

再跟大家講一個我在疫情期間的“笑話”。2020年，法院剛開始推行在線開庭時，我有個上海一中院的二審案子剛好就被排上了。我想著開庭終歸要穿正式點，于是就穿了西服、打了領帶、梳了頭發、登錄了系統，但是并未換西褲。書記員宣讀完法庭紀律后，突然喊：“全體起立，審判長、審判員入庭。”我一愣，就這么出鏡了。那次庭審后來還被上海一中院的公眾號刊登了。

鄧海虹：我是訴訟和非訴業務都在做，我在本次疫情中也面臨著案件開庭的問題。原定于4月初開庭的案件，有的改成了線上開庭或微法庭異步庭審；還有個別案件由于無法聯系到法官，對律師來說默認為案件延期，給12368的留言也沒有收到回復。相比而言，我覺得仲裁秘書的聯系工作做得很好。我在上海仲裁委代理仲裁案件，要選定仲裁員和郵寄證據資料。雖然可以通過郵箱上傳，但我們還是想直接溝通一下，于是試著撥打仲裁秘書的辦公電話，很意外的是有人接聽，后來才知道是上海仲裁委對座機電話設置了呼叫轉移。因此，我們希望跟法官的聯系方式也可以更加人性化，居家辦公期間雙方可以進行有效的聯系。比如將法官、書記員單位的座機呼叫轉移到其個人手機，方便及時溝通。

本次疫情中，上海法院啟用了線上微法庭的異步庭審方式。我代理的案件原定于4月7日線下開庭，上海封閉之后，通知改為4月7日9點到4月8日17點異步庭審。我以為法官搞錯了，怎么會持續開庭36個小時呢，后來才明白這不是錯誤。我原以為異步庭審和線上庭審一樣，可以互相看到各方，便一大早地認真化了妝、換了西裝、坐在書桌前等待開庭。正式開庭后，我才發現彼此之間是看不到的，只有一個聊天界面。

9點到了，法官上線。我的電腦中有電子案卷，另一位代理人的家里也有完整的紙質案卷，可是我的當事人手頭沒有材料。我原本擔心法官也在家，手頭可能沒有案卷，需要我們上傳。沒想到法院的電子化辦公做得很好，法官把案件的全部材料統一上傳，消除了我的顧慮。但是被告始終不上線，法官一直在和他們聯系，對方卻回復不會操作、無法進入。被告不來，事實無法查清，法官也不能按缺席宣判，大家等了一個小時后就休庭了。

另一件事是3月16日，我正在辦公室參加最高院第一巡回法庭的線上庭審，行政人員突然通知可能馬上封樓進行切塊管理，要求我們馬上離開，否則接下來的48小時要吃住在律所。我于是和助理抱著案件材料、拿著手機往外走，法官看到后說畫面在晃，正在開庭不許走動，最后我是坐在一樓大堂的保安位置上把庭開完的。我當時穿了西裝套裝，進出的人以為我是大廈管理人員，每個人都給我出示健康碼，畫面很有喜感！

陳一宏：我是從事非訴訟業務的，主要業務領域包括IPO、上市公司并購重組等，因此我的情況可能跟大家略有不同。我感覺疫情對我們最大的影響在于現在沒法出差，而我們從事的這些業務，特別是境內A股IPO業務，需要到客戶的現場工作。無論是客戶的需求還是券商或會計師的工作模式，基本上都是以現場工作為主。我最后一次出差是在3月11日，到現在，我們團隊已經近6周沒有去現場了。盡管還沒有對各項目的進度和時間表產生實質影響，但是坦率地講，在工作效率上還是有一點影響的。因為一方面，大家更習慣現場的溝通和交流；另一方面，我們在執行項目盡職調查的時候，通常是通過現場訪談客戶、現場看材料發現問題，經現場溝通后再補充材料。現在無法去現場，這些工作就都需要通過網絡方式來進行，客戶提供材料也需要一個電子化的過程，這樣就會對工作效率產生一定的影響。

不過疫情也給我們的工作帶來了不一樣的變化。現在沒法出差去現場了，都以線上會議代之。因為不需要趕出租車、火車、飛機，節省了很多在途時間，一個會議結束后，下一個會議可以無縫銜接，所以現在我們每天能夠參加的會議數量反而上升了。我覺得解封之后，未來我們的業務工作方式可能也會有一定的改進，有一些例會可以更多地通過線上會議的方式來進行。這樣既能節約大家的時間成本，也能節約客戶的經濟成本，我覺得這可能是未來的一個變化。

目前來講，大家都在努力適應線上辦公的狀態，不只是我們律師在努力適應，監管部門（包括證監會、交易所）也在作出調整。舉個例子，我們作為上市公司的常年法律顧問，需要對上市公司的股東大會進行現場見證并出具法律意見，現在監管部門允許疫情嚴重地區的律師通過視頻方式為上市公司的股東大會提供見證服務。再舉個例子，疫情暴發之前，IPO的發審會都是現場開的；2020年疫情暴發之后，對于疫情嚴重地區的發行人，證監會、交易所都允許其通過視頻方式召開發審會。

方正宇：剛才幾位律師都談到了遇到的一些困難，概括一下，我覺得可以分成兩大塊，一是對現有業務的影響，二是對未來進一步拓展業務的影響。因為疫情防控，我們很多的業務不得不面臨更大的一些困難和麻煩。實際上，法律人在兩年前疫情剛開始時也曾遭遇過諸多困難；也正是從2020年開始，線上開庭系統被廣泛使用。那么最近兩年里，包括庭審方式在內的各種改革措施，其積極意義到底有多少？又有哪些困難還需要進一步借助于技術進步來解決？

嚴嫣：我覺得這波疫情中，受影響的不僅是律師，包括法官、檢察官應該也會遭遇比較大的困擾。我通過辦案時聯系法官才知道，例如長寧法院在封控初期就有法官一周輪一班，帶著行李住在法院，盡可能地處理案件；后期浦東、浦西嚴格封控，法官們才都居家辦案、居家開庭。之前我們推動訴訟無紙化，現在想來太有必要。疫情突如其來，法官的案件壓力很大，不可能把所有紙質卷宗都像律師一樣搬回家。假如沒有電子卷宗，居家辦案、居家開庭就不可能實現。

另外，我們能明顯感覺到，到了4月，12368的人工留言可以打通了，法官、書記員也能夠盡可能地回電。疫情可能會給我們造成很多不便，但是我們也能很快去調整、去完善。

還有兩個問題，我覺得有待于大家在疫情期間共同思考和推動：

一是文件傳遞不暢情況下的電子簽章問題。現在Word里面的電子簽章很方便，但電子簽章的效力如何？如何防止造假？如何確認這是當事人真實的意思表示？這些都需要我們律師對自己的代理行為和方式進行風控。研究電子簽章的會簽問題，研討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模式，對于適應疫情防控常態化來說非常重要。

二是我們律師的卷宗電子化問題。我們律所的規模比較小，主要代理家事案件，幾個年輕律師分別搭檔我負責不同的案件。我在要求大家把所有紙質卷宗統一帶回家之前發現，平時電子卷宗做得好的律師，隨時隨地都能討論案件；而平時懈怠于電子卷宗掃描的律師，則會因為沒有紙質卷宗，工作基本上陷入停滯。因此，對電子卷宗、電子文件的制作、存儲以及歸檔，可能會成為律師以及各行業的各職能部門未來必須要做的工作。

傅建平：我非常贊同嚴律師的觀點。我認為，從2020年疫情暴發開始，包括我們律師工作方式、法院庭審方式的改變以及《民事訴訟法》的修改，都是通過疫情倒逼出來的改革成果。我也經歷過前面鄧律師談到的異步庭審。疫情前，我在深圳有個案件就是通過類似于異步庭審的方式進行，包括證據、代理意見等都可以通過網上傳遞，這是進步的地方。另外，剛才陳律師也談到，異步庭審、遠程開庭等庭審方式的改變，客觀上給客戶節省了不少經費，給律師節省了很多時間。但與此同時，也可能會有一些弊端。比如，首先，異步庭審怎么確保案件的審判秩序和紀律？實習人員能否旁聽相關案件等問題，在異步庭審中很容易突破。但如果采取異步庭審的方式，因為沒有錄音錄像，可能無法保證庭審紀律，需要對此作進一步的完善。其次，如何保證案件的客觀公正審理？如果個別法官在異步庭審中帶有傾向性地對某一方發問，而另一方無法及時提出異議，就可能對案件的公正性產生影響。由此可見，這一措施有利有弊。

當然，關于怎么來進行完善，我覺得這是司法機關要考慮的問題。作為律師，面對這種變化只能適應。比如剛才嚴律師談到的案件材料電子化的問題，實際上，我們事務所的很多律師已經開始將案件材料電子化了。但異步庭審的方式無法在刑事案件中推行，這是由刑事案件的保密要求所決定的。部分刑事案件只能通過遠程庭審的方式開展，但庭審效果也不如現場開庭。因此，如果疫情一直持續下去，且我們的疫情防控措施不發生變化，可能對刑事案件的沖擊是最大的。因為有些證據需要在庭審中當面向被告人出示，只適合面對面地交流；而哪怕是遠程開庭的方式，也只能口述證據，然后由法官核實其客觀性、真實性。對于疫情期間辦理刑事案件，除了需要改革庭審方式以外，還有一個關鍵問題是能否開通遠程會見。比如能夠通過視頻連線和看守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會見，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會見權，保證上訴權等程序權利和實體權利不因疫情受到影響，確保訴訟程序正常推進。

王垚翔：我提兩個小小的建議。第一個是我認為法院的庭審系統還需要進一步優化。一方面是網速的優化，另一方面是系統穩定性需要進一步提高。開庭網速慢，畫面“卡”了的情況相信很多律師都遇到過。我在3月參加的一個網絡開庭上，在庭審程序走完后的簽筆錄階段，系統出故障了，法官無法聽到原被告雙方的聲音，好在我們還是能夠聽到法官說話。最后是法官在屏幕那邊口述、提問，雙方代理人在屏幕這邊對著攝像頭點頭、搖頭，才完成了筆錄簽署。第二個建議是關于庭審賬號的。大概是考慮到系統承載的原因，有的案子在線開庭時，法官給一方當事人的庭審賬號只有一個。而對于這個賬號是由當事人自己登錄還是由代理人登錄，法院不管。這就導致當事人和多名代理人身處不同區域時，無法實現所有人都參與庭審。

方正宇：剛才大家都提到，因為疫情的影響，上海律師這段時間在爭取業務的過程中可能處于劣勢。但如果用更前瞻性的眼光來看，我們也許可以站在律師的角度，對于疫情期間可能出現的法律糾紛進行預判。既有可能建議委托人、顧問單位提前規避風險，也需要為未來的爭議解決業務進行提前準備。不知道各位對此有何看法？

鄧海虹：我看到很多律師在討論，疫情期間，單位只給員工發最低保障工資，是不是需要統一標準？企業能不能裁員？企業沒有訂單，生產不了，裁員是否合法？會產生哪些爭議？也有客戶咨詢我，在受疫情影響不能復工復產的情況下，有業績對賭的，是否適用不可抗力？能不能對抗合同約定的業績？我認為，在旅游、餐飲、娛樂等行業，因疫情無法履約的，應當適用不可抗力。至于投資對賭的業績約定是適用不可抗力還是情勢變更，要看合同約定的不可抗力事項是否包含疫情；如沒有約定，則需要根據受疫情影響的程度，區分情況予以認定。

嚴嫣：從我自己做訴訟業務來講，疫情期間，我感覺跟當事人的溝通沒有太大問題，除了案件進度難以推進外，其他溝通都是順暢的。2020年那一波疫情的影響很大。我記得律師行業復工復產比較晚，我們律所上半年幾乎沒有開展任何業務，下半年的時候卻感受到了業務量的報復性增長——我們在2020年下半年6個月里的收案量超過了2019年全年。

我經常會接到一些朋友、當事人、企業家的咨詢。通常來說，疫情期間，家事問題的解決需求并不急切，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往往是企業遇到的糾紛。比如有一些小微企業難以為繼，面臨遣散員工或者破產的債權債務糾紛，還有一些是承租糾紛等，這些法律問題因疫情而顯現、因疫情而急切。

傅建平：2020年疫情期間，我們事務所的勞動法團隊寫了大量文章、做了很多講座。實際上，疫情結束以后，確實有很多小企業破產，像遣散員工這方面的業務會增加很多，勞動爭議糾紛大批量出現。我個人感覺，相較于2020年，今年的疫情對上海經濟的影響面特別大。因此，疫情結束后可能會有一些新業務，但是客戶的支付能力是不是還能像以前一樣？因為2020年疫情剛暴發時，大家可能還抱有希望，覺得等疫情過了就好了，但是現在疫情總會不定時地暴發。所以我擔心的是，這次疫情結束后客戶可能會有案件，但是其支付能力會受到較大影響。

陳一宏：我覺得今年的疫情和2020年的疫情相比，還是有點特殊性。2020年疫情時，基本上全國的狀態都差不多，而這次上海是一個獨立的疫情狀態。上海的律師都無法出差，沒法和潛在客戶進行面對面的交流和接觸，因此在接新業務方面會受到比較大的影響。

但我們現在還是比較樂觀的。長遠來看，我覺得這兩個月的情況不至于影響上海非訴律師在非訴業務中的影響力。等逐步解封之后，我覺得這塊業務還是會比較快地恢復起來，這是我自己的感受和展望。

方正宇：我們在2020年就經歷過一輪疫情，曾據此以為已有應對經驗。但等到兩年后新一輪疫情來襲時，大家才發現可能各方面的準備還是明顯不足。那么鑒于近來的各種經驗教訓，諸位律師認為，有哪些做法可以幫助我們或者是外地的同行們更好地應對類似局面？

嚴嫣：我認為律師的職業素養要求我們要拿出居安思危的工作態度和生活態度，在疫情波動或嚴峻時能迅速反應，把手頭上的工作安頓妥帖。有時候危機就是契機。我們作為法律工作者，在任何情況下都應守住底線，注意維護好個人形象和專業形象，蓄勢待發。當危機來臨時，要提前防備，做好充足的準備，同時不要自怨自艾。我相信我們一定能打敗疫情，回到正常的生活軌跡，我們的業務依然會回歸正軌，甚至蒸蒸日上。

鄧海虹：律師的工作就是解決各種問題，所以當需要援手的時候，律師會被各界寄予厚望。不論是做志愿者還是捐款捐物，社會對律師行業的期待值都很高，就算我們本不堅強，也要讓周邊的人感受到律師帶給他們的力量。

一個月前，在我所住的小區以及我個人的生活圈子里，還有很多人不知道我是律師，這很正常。但經過這一個月的封控，我作為志愿者為小區服務，擁有了一個很好的與居民交流的機會，現在我們小區的人都知道這里有一個熱心的鄧律師。我還通過做志愿者和公益直播，吸引到鄰居來跟我談案件的合作。剛才嚴律師說得很好，疫情雖然導致我們的工作陷入被動局面，但也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宣傳個人品牌的好機會。律師可以通過正能量的宣傳，讓大家認可自己的專業度，從而開拓自己的圈層。我們律所里的很多律師都參加了志愿活動，已經有人成功接到了鄰居委托的案子。

關于團隊的工作安排，我最初以為只封閉一周，并沒有給團隊成員安排更多的工作，權當作休養生息。但當我意識到短期內不可能解封后，就面臨著團隊要做什么的問題。我有一個針對年輕律師訴訟代理能力提升的系列課程，反響很好。我一直想把這個課程變成書稿，但是平日里的工作量特別大，沒時間做，現在正好可以利用這段時間完成書稿的整理工作。這期間我還在線上招聘了兩名實習生，協助我共同整理書稿。同時，我也在準備一些課件，線上直播公益課程。此外還會看看書，也會聽其他人的專業課程。

我想告訴大家的是，生活需要調劑，心情需要調整。盡管是疫情期間，但也有很多年輕律師在充電，如錄制小視頻、組團在線健身等。我們律所有一個夜聊群，每天晚上9點，大家都會在群里聊不同的話題，包括談感情問題、健身、學習、業務拓展等。律師行業的特點要求我們要有自驅力，疫情期間，自己主動作出的調整要高于外界對我們的要求，厚積而薄發。

 方正宇：非常感謝各位律師在百忙之中參加本期法律咖吧。可能在我們討論的過程中，有的律師有一些客戶的電話需要回復，甚至還需要出門參加小區的核酸檢測，但這就是近期很多人的生活常態。最后祝大家在疫情期間保持身心健康，更希望我們的社會能早日回歸正常，讓上海律師能夠站在新起點上繼續發展。 （本文內容根據錄音整理，系嘉賓個人觀點，整理時間：2022年4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