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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達：戰略化布局 國際化雄心

2019年第09期    作者:文│林戈    閱讀 18,017 次

2014年，互聯網巨頭阿里巴巴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募資額超過250億美元。上海市方達律師事務所（以下簡稱“方達”）作為發行人的中國法律顧問，參與了這個可能是迄今為止全球募集資金規模最大的科技企業IPO。

2017年，中國化工集團以430億美元的對價收購全球最大的化肥公司Syngenta。在這個可能是迄今中國最大的跨境收購項目中，中國化工集團的中國法律顧問就是方達。

2019年3月27日上午9點，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第一法庭首次全媒體直播公開審理了一例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的先行判決上訴案——上訴人廈門盧卡斯汽車配件有限公司、廈門富可汽車配件有限公司與被上訴人瓦萊奧清潔系統公司，原審被告陳少強侵害發明專利權糾紛一案。這是中國知識產權訴訟歷史上法院作出的第一個先行判決，方達成功地幫助權利人在上海知識產權法院獲得了先行判決，并在上訴中獲得最高法院的支持。這也是方達在中國知識產權訴訟領域創造的又一個“首例案件”。

這三個案件只是方達26年風云錄的幾個片段。方達的發展建立在中國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成功之上。方達的文化、管理模式和戰略布局則是驅動的內因。

根據英國法律媒體發布的《2014年中國精英律所報告》（China Elite 2014），中國有八家承接過大量重大交易項目，擁有眾多國際客戶，且在涉外業務中具有豐富經驗和突出表現的律所被并列為“紅圈”（Red Circle）。方達是“紅圈”中的唯一的海派律所。

 

 

唯一從上海崛起的紅圈所

1993年，根據我國市場經濟建立和發展的要求，加之前期的改革實踐，司法部提出并報經國務院批準了《關于深化律師工作改革的方案》。這份方案將中國律師的性質重新界定為“為社會服務的專業法律工作者”。這一年，同時也是司法部允許創辦私人律師事務所的第一年，律師創業浪潮此起彼伏。

就在那一年，幾位執業年齡不超過三年的律師和另外兩個剛從法學院畢業的學生一起創辦了方達。方達創始人中當年年紀最大的僅為27歲，平均年齡25歲。1993年的冬天，一家可能是當時全球“最年輕”的律師事務所誕生了。

“方達”兩字，“方”代表了誠實正直，正是律師所必備的品格；而“達”，則代表著繁榮昌盛，體現了方達立所之初時創始人的理念和愿景。

那時的上海，律師事務所不到百家，執業律師也只有2000多名。在上海這個經濟和金融中心，市場對于能夠從事涉外法律服務的律師有著很大的需求。

中國商務律師事務所經歷過三次發展浪潮。第一次浪潮源于“體制內”，貫穿上世紀八十年代，“國辦所”占據了主導；第二次浪潮則起源于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和資本市場的建立，伴隨著律師制度的改革，那時創立了很多至今仍耳熟能詳的大所；第三次浪潮則在2001年之后，隨著中國“入世”，中國律師行業進入了快速發展期，想要在市場中脫穎而出，要依靠差異化布局和平臺化優勢。

方達的創立，正是踩在了第二次浪潮——中國市場經濟發展和律師制度改革的節點之上。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上海設立了證券交易所，襁褓中的中國資本市場為方達帶來了歷史機遇。

中國的第一批上市項目其實并沒有律師參與。中國律師參與資本市場始于B股的發行。B股當時又稱境內上市外資股，即中國境內公司向境外投資人發行以外幣計價并在國內交易所上市的股票。發行人為了在境外發行股票，必須聘用境外承銷商。而境外承銷商的介入，又為國內資本市場引入許多國際慣例，包括發行人和承銷商均聘請自己的律師參與IPO的整個過程。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與境外機構的交流合作，讓中國律所的眼界得以快速拓寬。

創始合伙人周志峰說，方達是一家以資本市場業務起家的律師事務所。方達創始人中，李騏和黃偉民有幸參與了國內第一個有律師參與的IPO項目?；谶@一淵源，在成立后的幾年之內，方達就參與了近百家公司的上市項目。涉及跨境因素的B股上市更是方達的強項，目前還在上交所掛牌的B股公司中，有一半當年聘請了方達的律師作為他們的上市律師。

除了資本市場業務之外，方達亦參與了上海當年的多個“首例”。例如上海首例土地出讓項目和首次銀團貸款項目的順利推進，其背后均有方達律師的運籌帷幄。

這些項目就像是涓涓細流，匯聚成河，讓方達在創立的頭幾年，就取得了快速的發展。當然，這與創始人們的背景和方達一開始的業務定位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然而，方達的目標不僅僅是一家位于上海的卓越律師事務所，更是著眼于全國。2000年，方達在中國第二個設立證券交易所的城市深圳設立了辦公室。很快，方達就把目光投向了北京。北京有著得天獨厚的政治和經濟資源，對于全國市場有著最強的覆蓋能力。此外，北京始終走在中國律師制度改革的最前沿，那時北京的大所在國內外均已經有一定的品牌知名度。

2004年，對于方達而言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這一年，方達北京辦公室正式設立，當時方達上海辦公室的周志峰和深圳辦公室的丁繼棟，加上謝爾曼·思特靈香港辦公室的周傳杰和從美富北京辦公室加盟的季翔，一起“移師”北京，開始了他們又一次的創業之旅。僅僅十年后，方達北京辦公室的人員規模和創收均和上海辦公室持平。目前，北京辦公室已經是方達人數最多的辦公室。

據周志峰回憶，方達的發展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方達創立的前十年，以修煉內功的內生式發展為主；第二階段在近十五年，方達的文化包容性和開放性進一步提升，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來人才加盟，從而使方達的實力不斷增強。

方達的崛起，除了在關鍵的節點上作出了正確的戰略選擇之外，當然還有其精準的業務布局和良好的服務品質。在一開始，方達以資本市場業務發家，但逐漸便跟隨市場經濟發展的步伐開啟了多元化布局，并且掌握了經濟發展的周期規律，抓住了風口。

抓住風口 異軍突起

隨著資本市場業務的成熟，方達開始進軍新興市場，在私募股權與風險投資、TMT、并購、反壟斷、金融等領域逐漸取得了領先地位。

上世紀九十年代，外資風險投資機構進入中國探路。到了世紀之交，在該領域已積累了一定實力的方達見證了幾個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交易。比如新橋投資入股深圳發展銀行，這是第一個由外資入股并控制國內上市商業銀行的項目；再如凱雷入股太平洋保險和TPG入股聯想等。這些項目均是國內可以寫入教科書的經典私募股權投資項目。

與此同時，隨著國內IT和互聯網行業的發展，互聯網投資機會涌現。方達就是最早一批接觸該業務的中國律所之一。1999年，方達代表Morningside參與了其對搜狐的投資。最早一批方達參與的從零到IPO的企業包括第九城市、土豆網和分眾傳媒等。2005年，方達開始服務阿里巴巴。

TMT行業是過去幾年中國經濟最有活力的一個領域，也是并購和投資最活躍的一個領域。無論是前幾年土豆優酷的合并，還是近年來阿里投資蘇寧、收購餓了么，滴滴和快的合并以及對Uber的收購,這些交易的背后均有著方達的身影。根據《中國獨角獸報告2019》，螞蟻金服、今日頭條和滴滴出行目前是國內估值最高的三家獨家獸企業，而它們都是方達的活躍客戶。

在并購領域，方達更是多年雄踞各類并購排行榜的榜首。

從彭博并購顧問排行榜來看，方達已連續多年榮登中國大陸地區榜首。2018年，中國大陸地區并購成交量合計5665.92億美元，并購交易數量相比2017年的5772單增長至2018年的5930單，增幅為2.7%。在大陸地區并購法律顧問成交量排行榜中，2018年方達再次占據榜首，成交量共計401.26億美元，占市場份額的7.1%。

2007年，《反壟斷法》通過，至今已施行了12年。近年來，國內律所在反壟斷領域競爭激烈，競爭從經營者集中申報向反壟斷調查與反壟斷民事訴訟方面逐漸展開。現在方達已擁有一支超過20名專注反壟斷業務的律師組成的團隊，成為國內人數最多的反壟斷業務團隊之一。在合伙人韓亮的帶領下，方達的反壟斷業務也已成為了方達的名片之一。

方達的知識產權業務也是一個亮點。許多重大知識產權糾紛案件，均由方達律師代理，例如蘋果公司和高通公司的專利許可糾紛，以及邁克爾·喬丹的“運動剪影”商標行政糾紛案件等。

2018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就華為公司與交互數字通信有限公司、交互數字技術公司、交互數字專利控股公司和IPR許可公司（下稱“IDC公司”）之間的標準必要專利使用費糾紛一案，做出再審裁定并決定提審。方達在本案中代理IDC公司之后，根據雙方已達成的和解，并基于雙方的共同申請，最高人民法院進一步做出民事調解書。至此，雙方之間自2011年開始持續7年之久的法律程序正式終結。

這是國內第一起也是目前唯一一起中國法院對通信領域標準必要專利許可費率的糾紛作出判決的案件，也是方達在知識產權和反壟斷的交叉領域內承辦的一個經典案例。

方健原為年利達國際律師事務所大中華區管理合伙人，于2018年4月加盟方達。方健專注于跨境并購交易和監管業務，在服務金融機構方面有非常豐富的經驗。方達的金融業務團隊目前已有6名合伙人、30多名律師。

除了金融機構的交易之外，方達的金融業務團隊在監管合規方面向金融機構客戶提供多方面的服務。金融機構在推出每一款產品和每一項服務之前，都需要律師提供專業的意見。方健相信，隨著中國金融業的持續開放，對于監管合規的法律服務需求將會大幅增長。

方達的金融業務團隊主要從非訴的角度提供服務，而方達的爭議解決團隊，則會從金融糾紛解決的角度，幫助客戶解決問題。這就引發出方達在業務理念上的一次升級——從單純的“交易律師”轉變為“客戶信任和依賴的律師”。

如果說方達的崛起建立在兩塊基石之上，其中一塊是市場頂端的交易項目，那么另外一塊就是爭議解決。

利劍出鞘 布局爭議解決

方達的業務布局之所以能有如此深度，與爭議解決業務的支撐有著莫大的關系。

在方達設立之初，訴訟部門只是對于事務所的公司客戶提供支持，但是從2004年開始，方達就確定了將爭議解決業務發展成為事務所支柱業務的戰略目標。目前，爭議解決業務的比重已占方達整體業務的30%—40%。在“紅圈所”中，方達的爭議解決業務占整體業務的比重可能是最高的。

方達在爭議解決領域發力，主要考量是推動業務的多元化發展，并以不同的業務結構對沖經濟周期波動所帶來的影響。同時，這也是應對中國法律市場開放之后與國際所在涉外業務領域的競爭的一個重要準備。周志峰深信，一個沒有強大訴訟團隊的律所，業務不可能有深度。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中國經濟亦受到世界經濟的影響，出口業務和海外投資量下降。而方達在危機到來之前，已經調整了業務結構。后來的事實證明，金融危機沒有對方達產生太大影響，爭議解決業務的貢獻功不可沒。正是由于提前布局逆周期業務，方達在金融危機時才得以逆周期成長，從而逐步脫穎而出。

另一方面，爭議解決部門與非訴業務部門之間的相互學習、相互促進客觀上也提升了方達法律服務的質量和深度。對于非訴項目而言，爭議解決律師可以為合同起草、交易安排等提示風險，使其法律服務更有針對性和預見性。對于商事爭議，非訴律師也可以幫助訴訟律師更完整地了解交易架構、項目背景，讓后者在向法官和仲裁員呈現觀點時可以將法律邏輯與商業邏輯更好地結合在一起，維護好客戶合法合理的權益。

季諾是方達爭議解決團隊的合伙人之一。他清晰地記得，自己是在2004年12月15日到方達報到。季諾對于方達的第一印象是“學霸”比較多，國際化程度較高，合伙人之間擁有良好的合作。

一開始，爭議解決業務的體量相對較小，主要以商事爭議解決和知識產權案件為起點，其客戶主要是內部管理規范、較為重視法律的外商投資企業和國有大型企業。

從2005年開始，方達拓展國際商事仲裁業務，并加大對知識產權訴訟業務的投入。2012年香港辦公室的設立，亦對爭議解決業務的布局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方達隨之具有了處理跨境爭議的能力。

目前，方達爭議解決團隊共有40多名合伙人，160多位律師，規模還在每年以20%—30%的速度增長。傳統上，方達的非訴業務團隊和爭議解決團隊之間會進行有效的資源共享和專業分工，圍繞客戶需求和行業提供法律服務。

從傳統的維度來看，爭議解決主要聚焦于庭審的對抗性，對判決、裁決和執行效果的追求，是主要的標尺。但還有一個重要的維度，那就是對案件的管理和充分地理解客戶真實的需求，并能以恰當的方式與政府部門、司法機關、相對方進行溝通，精準地表達己方訴求。近年來，不同團隊之間也呈現跨領域合作融合進一步加深的特點。以破產重整業務為例，方達有效地將非訴和訴訟律師的專長結合起來，打贏了不少時間緊、任務重的“大戰役”。相信未來這樣的“協同作戰”還會更多。

誠然，一名優秀的爭議解決律師，除了具有運用法律思維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之外，還需要多元化的知識積累與社會經驗積累。

季諾說：“不能把爭議解決當成一個純粹的爭議解決。”

爭議解決律師要以平和的心態影響法官，說服同事，打動對手。當然，律師還要牢守法律的底線，在理解客戶需求和尊重客戶的同時，引導客戶在法律規則范圍內解決問題。如果再進一步，能夠通過案件，在法律模糊地帶推動裁判標準的確立，推動國家的法治進程，就是更高標準的要求了。

以律師為中心的方達文化

“以專業為根本，以律師為中心。”這是方達合伙人認可的事務所立足之本。

某種意義上，方達像是一座中國律師行業的“象牙塔”，里面的律師更像是教授，以專業性和高質量的服務為榮?？v觀方達26年的發展，它從來不喊口號，但總是能夠在第一時間發現客戶的需求，迅速進入市場，抓住業務風口，進而異軍突起。從實習起就一直在方達工作的合伙人唐奇兒說，方達的合伙人本質上是“低調的務實主義者”。

同時，方達的文化崇尚開放和平等，律師之間都相互稱呼名字，作為創始合伙人的周志峰也不例外，同事們會親切地稱呼他的英文名——Jonathan。

周志峰對方達的文化用了兩個詞來歸納——“開放性（open-minded）”和“無等級（hierarchy-free）”。

在中國大部分律所選擇團隊制的當下，方達堅持選擇“扁平化的公司制”管理模式。所謂“扁平”，是指方達內部管理結構沒有“疊床架屋”，對于五個辦公室的管理也完全垂直一體化；所有的管理和后臺都緊緊圍繞方達的發展戰略，服務于在第一線競爭的合伙人和律師。

方達目前的管理制度自創立之始實行至今，一直秉持透明、穩定的理念，更像是英美的普通法，只是根據市場的變化有所增補，而從未進行過急轉彎式的變革。這就給予了方達的合伙人以一個穩定的預期，所以合伙人對方達的粘性較強，流失率很低。

方達的合伙人分配機制同樣已經穩定地實行了二十多年。

為實現內部緊密一體的業務合作機制，方達并不對任何一個辦公室和任何一個業務組進行獨立核算，而是在全所層面有一個“公共分配池（common pool）”。

分配時，既考慮合伙人的當期貢獻，重視績效，留住造雨人（rainmaker），同時也考慮合伙人在歷史上的累計貢獻。這種分配方式和國際上很多律所采用的“經過修正的鎖定步伐（modified lockstep）”類似。在年資、案源和業務執行三項中，方達最看重的是業務執行和服務品質，因而業務執行所對應的分配權重也是最高的。

律師事務所之間的競爭既是管理之爭，也是人才之爭。從2002年開始，方達就借鑒美國所的做法，實行暑期實習生計劃。方達的暑期實習生可以獲得很高的實習工資，以及律師的大部分福利，事務所向他們提供秘書支持，并定期組織各類文娛和聯誼活動，促進律師和實習同學的交流。計劃設立之初，當時有的所內同事都對方達向實習生提供的優厚待遇表示不解。很多年后，事實給出了答案。方達在國內法學院的聲望不斷提高。2002年暑期實習計劃的11名實習生中有7位留在方達工作，其中三位已經成為了方達的合伙人，現在已經是不同領域的業務骨干。

2005年，方達成為國內首批以在美國法學院學習的中國法學碩士為目標招聘人才的律師事務所之一。國際型人才的增多，讓方達國際化的基因特質進一步得以放大。從2017年開始，方達在牛津大學、香港大學和墨爾本大學設立獎學金或提供其他資助項目，并向北大等國內法學院的一些優秀學生參與國際交流計劃提供財務支持。這一切，都是為了吸引具有國際化視野的頂尖人才，都是為了提升服務跨境交易的能力。

成為香港的主流律所

“我們對香港辦公室的投資是十分堅決的。”周志峰說。

2012年6月，香港辦公室成立，方達成為第14個在香港設立辦公室的中資所。這在方達的發展史上是一個關鍵的時間節點。方達不僅希望香港辦公室成為一個對外的窗口，更期望其能成為香港市場上的主流律所，為客戶提供涉及中國因素的跨境法律服務。

方達在香港投入重兵，目前已擁有80多名律師。在設有香港分所的中資所里，方達的規模已經排名第二。更重要的是，方達在香港辦公室設立之初就堅持高標準起步，香港辦公室所有的合伙人除從內地派駐之外，均來自華爾街律所和英國“魔圈所”。

短短幾年，方達香港辦公室在一些領域已經取得了一定的市場地位。根據2018年度全球并購法律顧問排行榜，2018年，中國香港地區并購成交量為1505.96億美元，并購交易數量為1539單。方達占據了17.1%的市場份額，成交量為258.17億美元，無論在成交量還是交易數，方達均名列香港律所并購排行榜的榜首。

最近半年來，方達香港辦公室的發展又開始了提速。

2018年8月，方達宣布啟動投資保護業務，國際投資條約仲裁專家Olga Boltenko作為合伙人加盟方達香港辦公室。方達因此成為了第一家設立專注于國際投資仲裁業務團隊的中資所，旨在幫助中國客戶管理、應對和防范在“一帶一路”地區相關投資中面臨的風險。

2018年10月，謝爾曼·思特靈的香港資本市場團隊的近20名律師整體加盟方達，進一步增強了方達香港辦公室的實力。這次加盟成為了近年來中資所在香港最大的人事變動之一。

在高度透明、高度競爭的香港法律市場，過去以美國律所和英國“魔圈所”為代表的國際律所占據了高端市場的絕大部分份額。而最近幾年來，以金杜和方達為代表的中國律所毫不謙讓地參與了角逐。

周志峰說：“方達的國際化路徑不是依靠鋪設網點，而是著力于提高跨境服務能力，確保在執業質量上達到國際水準。在這方面，香港市場就是一塊試金石。因此，我們舉全所之力投入香港辦公室，檢驗并提升方達在跨境交易和跨境爭議解決業務中的能力。如果中國律師事務所在香港都無法撼動英美大所的地位，遑論其他國家和地區?！?/span>

2019年2月，法律評級機構錢伯斯（Chambers and Partners）發布了《2019年錢伯斯全球指南》（Chambers Global Guide 2019），在“國際及跨境能力”（International & Cross-Border Capabilities）領域，方達與另外5家中國的頭部律所一同位居“焦點排行榜”。

如何評價一家律所的國際化程度和跨境法律服務的能力？不單只是看這家律所在全球范圍內有多少個辦公室，還要看其提供的跨境法律服務的質量是否達到了國際水準，是否在重大的跨境交易、訴訟程序或監管合規業務中擔任主法律顧問（Lead counsel），能否為客戶提供全面的綜合性法律服務。

周志峰坦承，中國律師事務所和一流的國際律所之間還存在巨大的差距，特別是在提供跨境服務的能力方面。但是中國所早就過了當年亦步亦趨模仿對手的階段，在今天的中國市場上，中國所的實力早已令人刮目相看。

近年來，方達的國際化基因和兼容并蓄的事務所文化，吸引了許多國際大所的重量級合伙人加盟，其中包括富而德的香港訴訟合伙人Peter Yuen及其反壟斷業務負責人韓亮，謝爾曼·思特靈亞洲資本市場業務負責人Colin Law和年利達大中華區管理合伙人方健等。此外，原年利達亞洲管理合伙人邵子力也于2017年加入方達，并擔任非執行主席。

當然，方達在引入國際所律師時，也有其標準和要求：某一行業/領域內的領軍人物，或者業務領域和方達現有的業務結構存在差異，能夠形成有效的互補。此外，方達也會引進頂尖國際所培養的具有豐富經驗和較強業務執行能力的年輕律師。

具備全球視野和服務跨境交易的能力是方達一以貫之的目標，“但我們的目標不是成為一個全球律師事務所，我們希望成為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但是植根大中國市場的獨立律師事務所?！敝苤痉鍖Ψ竭_的戰略目標作出了這樣的總結。

如果把法律市場的角逐比喻為一場馬拉松，20多年前中國律所作為追趕者剛加入跑團時，和香港本地律所之間存在巨大的差距，更看不到身處于第一跑團的、積累深厚的英美大所的背影。受益于中國經濟過去40年的飛速發展，中國律師事務所快速成長了20年，已經成功地將香港本地律師事務所甩到身后，賽事中的第二跑團英國“魔圈所”的背影也隱約可見了。對于年輕的中國現代律師行業而言，這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

今天，中國的頭部律師事務所開始了追趕“看得到的目標”的征程，方達正是一群追趕者中跑在前面的一員。香港法律市場是一個極好的檢驗實力的競技場，而香港辦公室正是方達的國際化橋頭堡。

結語

方達為何與眾不同？答案隱藏在方達的文化、業務策略、發展路徑之中。

方達的定位是高端商事法律服務領域，目前擁有上海、北京、深圳、廣州、香港五個辦公室，120多名合伙人，總共600多位律師。雖然方達并不是國內最大的規模所，但具有強烈的精英色彩和國際化的特征。

在國際化道路上，方達并不以全球擴張為目標，而是選擇香港地區作為橋頭堡，與美資律所和英國“魔圈所”進行角逐。以法律服務質量的國際水準，而非全球布點作為自己國際化的路徑和坐標。

在業務布局上，方達先是從資本市場領域單點突破，進而拓展私募股權與風險投資、并購、TMT、爭議解決、知識產權、基金設立、反壟斷、合規、破產重組和基礎設施發展等領域，具備了全市場、多產品的服務能力，形成了具備“抗周期”風險能力的業務多元化布局，并實現了適度的規?；?。

同時，方達始終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業務策略，并不輕易涉足和主要業務沒有足夠協同效應的領域。戰略層面選定值得投資的領域和市場，執行層面則專注于選定的戰略領域，并在專注的領域做到最好，這就是方達的戰略自信和業務定力。在最近一期的Chambers Asia的律所排名中，方達排在Band 1的業務領域有11個，在國內律所中僅少于金杜和中倫，而前述兩所的人數分別是方達的三倍和四倍。

在文化和管理上，方達以專業為根本，以律師為中心，實行扁平化和一體化管理；在戰略上，方達的理念是既具有國際視野，又深深植根中國市場。

當然，方達未來的路還很長，還有很多的挑戰在等待著它。如何繼續保持高速的增長，如何繼續承接市場中的高端業務，如何繼續保持在跨境業務中的實力和優勢，能否繼續吸引國內外最優秀的人才加盟方達，是否需要在管理制度上進行進一步的升級和改革，下一步的國際化戰略究竟是什么，都是方達未來需要思考并予以解決的問題。2019年，是中國律師制度恢復40周年。律師行業有太多的傳奇和風云可以書寫，而這其中，必有一章，要記錄方達。

上海市方達律師事務所獲2015—2018年度“上海市優秀律師事務所”稱號，并獲同年度“上海市十佳律師事務所”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