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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時間:2016年12月9日
受 訪 人:鮑榮妹
采 訪 人:李海歌 劉小禾
采訪人:我們上海市律師協會的老同事都尊稱鮑榮妹為“鮑大姐”,一是較我們而言,她年齡最長;二則是因為她在律協從恢復重建階段一直工作到退休,是最資深的律協工作人員,沒有之一。
我倆與鮑大姐是多年的老朋友了,我們仨進律協時間分別是1979年、1981年、1982年,共事30多年,且姐妹情深,友誼延續至今。今天我們很高興請鮑大姐回“娘家”,和我們一起共話當年,回憶律協的發展歷史。
鮑榮妹:我也很高興與你們一起回憶這段難忘的歷史。1979年,我因落實政策從南京回到上海,本來是應該回原單位化工局的,后因正好遇到公檢法機關恢復重建急需人員,就把我留在上海市高級法院了。時任高級法院政治部副主任的顧念祖找我談話,因高級法院那時也是籌備階段,各部門都非常需要人。我就分配在政治部,參與到有關單位外調的工作中,根據市委組織部給的一大批人員名單逐個進行考察,回來之后分析每個人的情況,寫報告,提建議,最后政治部開會決定是否調入。
過了一段時間,高級法院開始籌備市律協的重建工作,市財政局要求報會計名單,我正好專業對口,就這樣,1979年10月份,我從高級法院正式調到律協,但辦公地點還是在高級法院內。
當時,卓啟明、李國機、倪彬彬和我共四人,開始了律協的恢復籌建工作,卓啟明是籌備組負責人。這段時間里,人員經費、辦公經費等都是由高級法院支付的。當時律師業務剛剛起步,案件還比較少,我們幾個人在工作上是不分行政和業務的,有空大家一起做。不辦案時,李國機律師會和我們一起去買辦公用品;倪彬彬律師要去會見被告人無人陪同時,我就陪同她一起去看守所。
到1979年年底,楊勇、趙珪、邵乾敏、熊耀武等律師落實政策后相繼歸隊,人員逐漸增加,律師業務也隨之發展起來了。我們的辦公室從高級法院遷至四川南路29號,一間連窗戶都沒有的黑漆漆的房間內。
從1980年1月1日開始,市財政專門撥款給律協,我們有了自己獨立核算的賬戶,發工資不再經過高級法院。我們在四川南路一直待到1981年初,跟著第二法律顧問處搬到四川北路去了。(起初律協和二處在四川北路辦公,第一法律顧問處在外另設辦公室,到后來律協和一處一起都搬到零三招待所辦公了。)
那時第一、第二法律顧問處和我們律協屬于抄報制、統收統支的財政,經費開支由市財政統一劃到律協,律師工資都是律協這邊發的,他們所有的費用也到律協來報銷。后來律協成立了涉外組,財務也合在一起。兩個法律顧問處律師的工資都是我做的,一到發工資日,我就帶著現金上門到法律顧問處去發工資。碰到律師去北京學習時,我們還要拿著咖啡色的工資袋送現金到外出律師的家里,請家屬在小條子上簽名妥收。
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1984年年底。因為律師人數多了,律師事務所實行分賬,在財務上就與律協完全脫鉤了。律師事務所歷經全額撥款、差額補貼再到自收自支,正式作為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
在未分賬之前律協和律師事務所都是屬于事業編制,1985年1月1日開始,市里明確了律協的人員編制數量,屬于行政編制,一年撥付12萬元人員經費。市財政局對我們工作很支持,律協不用通過司法局,直接與財政局溝通,只要有請示報告上去,財政局基本都會批。以后隨著收取會費越來越多,每年的12萬元經費就不再下撥了,律協從此全靠會費維持運作。
律協的獎金是當時韓學章會長爭取來的,因為當時的工資結構,行政編制和事業編制是相同的,律協與事務所一樣,獎金從5元增加到6元,這在當時影響很大。到后來律師協會作為社會團體了,工資獎金結構就不一樣了。
律協的行政工作負責人最早是卓啟明,之后是許之中,再后來戴漢民、張士勤、沈寶麟他們,都擔任過行政工作。律協搬到了零三招待所后,由劉禮強擔任律協辦公室主任。
律協領導中,李樹棠來得最早,在四川南路的時候就來了,還有何濟翔,他是落實政策來的,后來擔任了律協顧問。韓學章當時是副會長,是在四川北路的時候來的,從四川北路再到零三。何后副會長和王文正在零三招待所是在同一個辦公室。王容海副會長也在零三招待所辦公過。最早的秘書長是王文正,李樹棠是副秘書長。王文正到市司法局任副局長后,李樹棠當秘書長,肖建平當副秘書長。蕢延慶當秘書長的時候,聞國良是副秘書長。到中山西路后,蕢延慶是副會長了,聞國良是秘書長。
當時律協和一所二所的黨組織關系都在一起的,律協成立了黨總支,有三個支部,最早的律協黨支部書記是金國良。
和外地律協情況不一樣,上海市律師協會恢復比上海市司法局要早,市律師協會1979年4月恢復,市司法局1980年恢復;上海律協比全國律協早成立,上海律協1984年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全國律協是1986年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
1987年市司法局律管處正式成立,功能與人員均從律協分離出去,調去律管處的有金國良、魏冀秋、徐孝芳、王邦彥、宗寧、楊向榮、華均權等。律協20個人的人員編制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滿過。
律協在艱苦創業的過程中,搬了好多次家,從福州路高級法院搬到四川南路29號,后來到四川北路橫浜橋、中山南二路零三招待所、淮海西路、衡山路再搬入中山西路的律師會堂,還在膠州路買了一個樓面作為上海律師的文體活動中心。律師有自己的會堂,還有專門的活動中心,這在當時全國范圍來說都是極少有的。特別是2006年2月份入住均瑤國際廣場,這是律協的全產權辦公房。當時是7000多元一個平方,也算是一筆巨款,但是很快貸款就還掉了。在如此黃金地段以此等價格置業,為全市律師事業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在十幾年后的今天,事實已經證明了此項決策是多么地正確。
采訪人:從律協恢復重建初期的組織領導、人事安排、財務管理,還有期間發生的諸多重大事件,鮑大姐都是親身參與的。現在能夠說得清這段歷史的人已經不多了。鮑大姐陳述里如數家珍般提到的福州路、四川南路、四川北路、中山南二路零三、淮海西路、衡山路等名稱,不是簡簡單單的一個個路名,而是一個時代、一個特殊發展階段的代稱,我們曾經親身感受,今日依然充滿感情!
鮑大姐從恢復重建時期開始管事,一直到律協走上正軌,發展壯大,一直是主辦會計,她堅持原則,黨性很強。律協每一次的大的財務方面的操作,都是經過鮑大姐之手。直到2010年延期多年終于退休為止,律協許多人頭進出和經費往來都記在她的腦中,特別是好多屬于“史前”、檔案里沒有記載的部分。這個“礦藏”真是太珍貴了,有好多情況我們也是第一次聽說,像她所指的最早的名冊等,有很多都是絕版資料。當時鮑大姐還負責律協的黨務工作,在相當長的一段日子里;除了律協的財務工作,她還負責管理聯合律師事務所、大公律師事務所、市女律師聯誼會、涉外交流中心、律師學院等單位的賬戶,這中間有多少政策性的規定、主管部門的要求,只有鮑大姐弄得最清。以上有關單位的設立、起步乃至成熟發展,都傾注著鮑大姐的許多心血。
律協到明年2019年將迎來40周年慶典,之前律協曾經組織過好幾次大慶,所有大的活動鮑大姐都沒有缺席,最有資格拿個全勤獎!
感謝鮑大姐,祝福我們的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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