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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創建“經濟法律事務部”到創辦個人所

傅玄杰律師訪談摘要

2020年第10期    作者:李海歌 劉小禾    閱讀 6,555 次

采訪時間：2017年11月29日

受 訪 人：傅玄杰

采 訪 人：李海歌 劉小禾

采訪人：傅玄杰老師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以來上海律師發展歷程的見證者、參與者，是除了老一代的韓學章、李樹棠等第一批八位一級律師外，1989年上海第二次評定的唯一的一級律師。2012年，在紀念上海律師公會100周年大型紀念活動中，傅老師是光榮獲頒“上海市律師行業杰出貢獻獎”的5位律師之一。

傅玄杰：今年9月份，我過了88歲生日，現在已經89歲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就讀于上海法政學院。在學校的最后一年正趕上抗美援朝，我熱血沸騰地報名參軍，學校說我還有半年才畢業，要把學業完成再去。當時實際上是考試階段，整個學習階段都已經過了，我也不在乎這次考試了。所以，我就參加了空軍，離開上海，先在南京大教場經過半年訓練，然后去了中朝邊境。在航校的訓練中，發現我作為一個航空兵還有些缺陷，就轉到軍事法庭。后來，我還參加了位于浙江臺州大成島邊上的一江山島戰役，實際上相當于準備解放臺灣的第一戰，去年我曾舊地重訪。

我在軍事法庭做了十來年的審判工作，得到很大的收獲。在北方的時候叫中朝聯合空軍軍事法庭，后來歸到中國空軍第三師軍事法庭。解放一江山島后，就歸到中國空軍第五軍的軍事法庭。軍事法庭主要是審理一些軍事管制地區內涉及違反軍事行為的刑事犯罪。法庭及工作人員名稱與地方上的法院略有不同，五十年代的時候叫軍法處，以后就稱為軍事法院。人員最早叫干事，如宣傳干事、軍事干事等，后來稱為助理，我擔任的是軍事助理，在開庭的時候就擔任審判員。那時軍事法庭多是獨任制，也有一些案件需配置從部隊里面挑選出來的陪審員。后來，軍隊縮規，我便轉業回家，先后在上海輕工業系統的食品廠、化工廠工作。

1979年，徐匯區總工會舉辦了當時上海第一次對公眾開放的法律咨詢活動，我所在的上海洗滌劑廠位于徐匯區，我去參加活動，工作人員知道我的經歷后動員我參加，我利用業余時間接待咨詢時，認識了上海律協的李樹棠副會長，他做工作一再動員我回來當律師。在這期間，我還見到了韓學章會長，韓會長也是法政學院畢業的。（司法部史良部長是上海法政學院第一屆的，我是最后一屆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大學院系歸并時，東吳、同濟、復旦等各個大學所有的法律系全部歸并到華東政法學院。因我已在上海法政學院完成了全部課程，我的學歷沒有因入伍受到影響，畢業證書是華政補發的。）

由于文革，我對法制有點灰心，且當時我對工業也蠻感興趣，我在上海洗滌劑廠最后的工作崗位是從事基本建設，就是建造廠房、安裝反應塔等有關的設備工程等，紅紅火火的，當親眼看到一個車間或者反應塔平地而起時，心中充滿了成就感，因此對歸隊一時下不了決心。經過反復考慮，我相信中國的法律一定會走上正軌。最后，我選擇了繼續從事法律工作，于1980年初到上海律協正式報到。

當時正值上海律協恢復重建初期，我調入律協時僅十來個人，各方面條件都非常艱苦，上班沒有固定辦公室，需要拎著包到處跑，開會就到外面借地方。律協下有兩塊牌子：上海市第一法律顧問處和第二法律顧問處，我被分配在第一法律顧問處，戴漢民和張中來得比我早一些。還沒接觸具體律師業務時，我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根據律協安排，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動員有法律教育背景的人加入律師隊伍。我拿著名單，到各有關單位去找那些五十年代大學法律專業的畢業生，勸說歸隊。后來有好幾位歸隊到一所，有的年齡都快接近退休的也被動員回來。第二項工作是幫助上海高院對歷史老案進行復查，由于經常在高院一起辦公，我們與法院的同志都很熟。當時我還與一批律師一起在警備區第三招待所（現在的虹橋迎賓館）參加了上海市小“四人幫”案件的審理。這個任務完成以后，我們就全力投入第一法律顧問處的工作。當時律師工作很單一，主要是辦刑事案子，社會上一些鄰里民事糾紛等都是由居委會等機構出面，按照慣例調停而解決的，幾乎沒有財產糾紛和民事案子。

之后，我們一所的律師逐漸多起來，已有二十來人，需要去找辦公房。我們先后通過房管局找公房，租襄陽路、中山南二路等處辦公，后來又到延安飯店借房子，和市三所的前身“涉外組”并在一起辦公等。一所最早是戴漢民、張中擔任正副主任。1983年底左右，隨著律師人數的不斷增加，一所、二所已初具規模，領導決定將一所的涉外組劃出去另設立三所，戴主任到三所當主任了，我開始擔任一所主任。我覺得涉外業務從一所分出去非常可惜，就在一所重新組建了一個涉外組。回顧這段歷史，我很懷念張中律師，他做了很多工作。

隨著整個社會法制進程的恢復，民事活動開始活躍，糾紛亦隨之產生。我由此考慮到，以前都是國家全民體制，工廠有問題找上級公司，公司有問題找局，基本都能得到解決。隨著法制建設的發展，我們要趕上世界先進行列，必須發展經濟，將來社會的主要活動一定是經濟活動，律師業務將來的重點一定是放在經濟層面，律師工作的主要陣地和舞臺就是社會的經濟活動。雖然現在我們主要工作還是刑事方面，但如果經濟社會發展后我們再跟上去就滯后了。所以我決定組建一個經濟法律事務部。我一直堅持“雖然我們現在接觸到的還很少，但是將來一定是會多起來的”的觀點。后來回頭看看，確實具有相當的前瞻性。

沒有場地，我們就向位于南京東路金華路正在初建階段的永安公司借了一間房子，我和張中、鄭學誠等人到那里辦公，掛上“上海市第一法律顧問處經濟法律事務部”的牌子。一些老律師還不大習慣與企業打交道，大部分不愿意到我們經濟法律事務部來。律師的工作從爭取擔任企業的法律顧問開始，業務慢慢地多起來了，我就做思想工作，不斷地從刑事組調律師過來。但人手還是不夠。

為了滿足工作需要，我們做了幾個決策，一是聘請從法院退休的有豐富經驗的老同志擔任特邀律師；二是錄用高考恢復后的首屆法學專業畢業生，抓緊培養；三是在上海律協、市司法局的支持下，報請司法部同意，舉辦面向社會的律師培訓班，學員需有大學學歷，并有興趣從事法律工作。我所律師都去兼課，此項工作由張中具體負責。這些學員利用晚上時間學習，不影響原有工作。通過兩年的系統學習，律師隊伍得到了充實，有的留在了一所，有的去了其他事務所；有的成為專職律師，還有的當上了兼職律師，不少人后來成了知名律師。

當時上海律協的何后副會長對我們一所開展企業法律顧問的這一塊工作非常關心，經常前來指導，我和他也很談得來。經過積極開拓、登報宣傳等一系列工作，整個社會看到了工作的實效，對我們予以肯定。法律顧問業務的發展呈星火燎原之勢。遇到問題用原來的行政手段解決不了時，越來越多的企事業單位就主動地來找律師。

后來的事實證明了我們之前的業務轉型是很有必要且非常及時的。我所刑事組相對縮小，民事部不斷增大，但發展最快的還是經濟法律事務部。一所律師人數發展至近400人，成為全市最大且以開展企事業法律顧問業務著稱的律師事務所。1986年，我們擔任法律顧問的企事業單位達到100多家，涵蓋上海一些主要單位。1983年開始，我擔任上海電視臺、解放日報和新民晚報等本市主要媒體，以及縫紉機廠、自行車廠等老百姓較熟悉的輕工業主要企業，以及機器廠、造船廠等重工業及位于閔行的幾個著名的大型國企等的法律顧問。我的顧問單位可隨時找我，緊急的時候會半夜找到我家。

有次華東醫院出了一個事故，母子兩人都在醫療過程中死亡。這個事情鬧得很大，醫院負責人半夜3點鐘到我家里，我披起衣服就前往協助處理。顧問單位對我們越來越信任，有事情就找我們征求意見。律師對待工作是全身心投入，每天能有四五個小時的睡眠已經是很滿足了。我們經歷過文革，知道一個國家不能沒有法制，所以很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機會。

    創業初期，律師執業條件相當艱苦，刑事律師跑監所，經濟律師跑企業，民事律師去取證等等，風里來雨里去，顧不上吃飯休息，整天在外邊拿著公文包、面包、水，走街串巷到處跑，律師們都自嘲“面包律師”。雖然律師的工作積極性未受影響，但事務所總是想方設法改善。好在后來我們事務所舉辦的律師培訓班有了一點收入，我未經請示匯報，就動用了一點培訓收入，給律師略微增加了一點補貼費，因此“違規”，我也沒少挨批評。

1985年，我擔任了全國第一家引進的外國飲料可口可樂公司的法律顧問，在項目談判過程中發生的幾件事讓我印象特別深。美國可口可樂公司的律師團第一次來上海正值夏日的雨天，他們住在西郊賓館。我臨時接到通知，律協和司法局配給我所的一輛舊吉普車不巧發生故障，因怕遲到，便提前兩小時坐54路公共汽車去西郊賓館，司法局外辦翻譯隨行。我當時的裝束與大部分律師一樣，穿一件白色T恤衫，一條短褲，一個包，一把傘。下公交車從賓館門口走進去還有一、二里地，大雨過后，太陽很曬，我渾身大汗找到會議室，卻發現會議室里面冷得夠嗆。不一會兒進來了7位美國律師，全是西裝、領帶，頗有紳士風度。我坐在一邊，他們坐在另一邊，強烈的反差使場面有些尷尬，我有一種經濟狀態的差異帶來的羞辱感。好在那些美國律師略知中國國情，沒有在乎，大家言談甚歡。后來我冷得實在撐不住了，從賓館醫務室借來件白大褂披上。交談中，我們約定下個星期美國律師拜訪我們律師事務所。

回來后，我心事重重，幾天晚上都沒睡好。我們一所上方花園的場地蠻不錯的，門口有一個小花園，里邊的辦公室也很有氣派，就是沒有空調。那個時候上海的辦公室大多還沒有空調，購買要申請，用電也要供電局審批。我深知如果每一個環節都按部就班地進行，那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于是就要求事務所辦公室先買空調機，與審批同步進行，有問題我來擔。我們安裝完空調的第二天，美國律師就如約而至。這次，在適宜溫度的空調房間里，我穿了律師協會剛給我們定制的咖啡色西服，主客均著正裝。整整一個下午，雙方盡情交流。事后，我們去補辦相關的手續時，領導認為，這個事情做得太出格了，應當進行批評。我拿著在西郊賓館談判的照片，一張是穿著短褲的時候拍的，還有一張是披了白大褂的，向領導說明違規安裝空調并非為了個人享受，而是為了顧及國家的體面，否則將有損于我們中國律師的顏面，也影響工作。即便如此，還是與當時計劃經濟色彩濃重的規定相沖突。回到事務所，我把遙控器收了起來，還專門作了規定：空調就用這一次，除了外事接待均不得使用。約莫半年以后，使用規定就放開了。

伴隨著律師業務的不斷發展，我們注重工作條件的改善，用歷年來創收的集體積累部分去買辦公用房，在王文正會長等領導的支持下，先后在淮海中路上方花園、襄陽路、衡山路、浦東等地購置辦公室。1994年我離開的時候，一所歷年來的創收已達1200多萬。大部分律師因屬于困難戶分過兩次房，我自認為條件還可以，就一次也沒參與分房。

我是最早擔任上海電視臺法律顧問的律師，開始的主要工作是參加電視臺新聞部記者的周會，雖說非常辛苦忙碌，但沉入具體業務里去，在過程中能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在需要的時候就能發表有針對性的意見。后來我組織了一個由17名律師參加的律師團，工作面涵蓋整個廣播事務局下面的各電臺、電視臺等。

中國要對外開放，走到國際上去，首先要逐步開放，進行文化交流。當時中央決定，上海、天津、廈門、福州等城市率先試點引進國外影視。于是就有了上海電視臺的“海外影視”欄目選擇、引進美國、日本的影片。我參加了引進合同的談判。單價原本是兩萬美金，對方的要價卻是國際市場價的10倍，理由是影片進了上海就等于進了中國，如被盜版，則會流入其他城市，現在收10倍價算是便宜的。他們還說，如發生盜版，美國是要把責任人員繩之以法的。經商量，我們決定把“單價兩萬美金，如發現盜版我們將以10倍進行賠償”的內容寫進合同，同時追償賠償的損失。當時人們沒有樹立“盜版就是侵權、必須賠償經濟損失”的意識，電視臺老臺長認為律師的名氣響，要求我出面發表個聲明，于是就有了著名的“上海電視臺法律顧問、上海市第一律師事務所傅玄杰律師授權聲明”，明確指出版權是上海電視臺所有，任何地區、個人不得擅自播放，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最早引進的美國的《神探亨特》、日本的《姿三四郎》等片子，開始是一周放映一次，后來一周兩次、三次，一次次地增加，放映時可用萬人空巷來形容。而每一次播放前的片頭都插播上述律師聲明，既加大了版權保護的力度，也大大地宣傳了律師的作用，給人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以上舉措對盜版行為確實有遏制作用，但有關案件還是很多。最嚴重的一次盜版糾紛發生在揚州，是美國人首先發現的。我們一行數人帶上照相機、攝像機前去處理。我們在揚州住下的當晚，當地電視臺正在放映《鷹冠莊園》，我的律師聲明也在片頭播放。我們又到賓館拿了一份當地的電視周報，寫明此時間段就是放映海外影視劇，毫不規避。于是我們帶著自己所攝錄像等證據到法院去立案，接待的人報告庭長，庭長來翻看了證據后又去報告院長。后來，副院長出來回復，說要研究一下，讓我們先休息。結果第二天沒有動靜，我馬上意識到他一定是到上海去告我的狀了，好在我在來揚州之前已有預案，向有關領導作了匯報。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們不是依法辦事，而是走起了上層路線，到上海找領導告狀，理由非常奇怪，他說，不是強調要讓老百姓8小時之外能夠歡歡樂樂地娛樂嗎？為什么海外影視片只有上海人可以看，而揚州人不能看呢？結果上海有關領導拿出中央文件和有關合同，告之按照規定，開放是要逐步進行的。就這樣，在把我們晾了幾天后，院長親自到賓館來見我，還把揚州電視臺臺長請過來，我把來龍去脈跟他們談了，他們才恍然大悟，說“怪不得你們要每一個片頭都設置一個聲明，我們還以為這好像是例行公事說說而已，能受到老百姓的歡迎，播出效果很好就行了”。我提議雙方可以和解，馬上停播并登報聲明。他們同意馬上停播。我們事后了解到，該臺有一個上海籍職工，退休前單位送了一臺錄像機，給他的任務就是晚上在上海自己邊看邊錄，隔天跑一次揚州，于是，在上海播放的第二天，揚州臺就播放了。

為處理此類版權糾紛，我去過很多城市，有周邊也有很遠的省份，非常辛苦。那時律師培訓班的商標專利課等都是我去上的。

1988年，在本市恢復律師制度以后第一次通過全社會大規模地評選上海市優秀法律顧問的活動中，我被評為十佳法律顧問之一。

1990年，我滿60周歲時向司法局申請退休，同時申請新辦一個律師事務所。雖然我對一所很有感情，但領導一個大所的工作加上從事律師業務很累，我想歇一歇。王文正副局長以一所領導班子還沒帶好為由，讓我再干兩年。滿兩年后，司法局讓我繼續，我提出必須把副的扶正，我當顧問。于是，吳寶琛律師就任第一律師事務所主任，我和他銜接得非常好，一所的各方面工作都做好了移交。我向局里保證，不從一所帶走律師、辦公用房和法律顧問單位，不影響一所的業務。1994年年中離開一所時，我已經64歲了，一所還是國辦所，我是拿工資加津貼。

我憑自己力量重新開始，在朋友的幫助下創辦了“傅玄杰律師事務所”，雖然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但并非個人所，而是合作制律師事務所，之后又改制為合伙制。那時，市司法局剛開始實行屬地化管理，我的新事務所辦公室在淮海中路上，于是我就向所在地徐匯區司法局申請設立登記。那時我想再干個10年就74歲了，誰曾想到現在竟然又做了將近25年的律師！

一所里我的有些學生進步很快，后來去了錦天城等大所發展。新事務所成立之初，我就到華政去挑選學生，有的青年律師從實習到大學畢業，一直在我所由我直接帶教，在各方面予以扶持，加上其通過自身的努力，現在已成長為較有名氣的律師了。

2012年12月，在上海律師公會成立百年紀念大會上，代表老、中、青三代律師發言的三個人分別是我、朱洪超及黃榮楠。這兩位都與我有緣，都在我這里工作過，朱洪超是文革后政法院系第一屆畢業生，在市第一律師事務所報到，并分在刑事組；黃榮楠則是傅玄杰律師事務所引進培養的年輕律師，如此傳承，真的是很有意義！

采訪人：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們在上海律協副會長何后麾下工作時，經常跟著領導調研方興未艾的法律顧問業務，經手的材料大多是傅老師領銜的市一所的研討文章、經驗總結等。那個年代的電視觀眾對傅老師的授權聲明印象深刻，但沒有想到其背后有這么曲折的過程、這么多的工作量。

上世紀九十年代傅老師創辦以個人名字命名的事務所，且適逢市司法局下放事權，事務所登記向所在區司法局申請，當時徐匯區對傅老師的事務所落戶徐匯非常高興，因為傅老師在業內及社會上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面對過往，回憶如泉涌，精神矍鑠的傅老師意猶未盡，我們聽了也還覺得很不過癮。傅老師見證、參與了律師業務及事務所管理等太多的事情，以其出色的成績、豐富的經驗，把一所帶成了一個本市有名、全國著名的律師事務所。

上海在改革浪潮中誕生了3家以著名律師名字命名的律師事務所，與“李國機律師事務所”“鄭傳本律師事務所”齊名的“傅玄杰律師事務所”，是現今命名人仍然領銜、親力親為的唯一一家。在傅老師的帶領下，事務所在培養律師、發展業務方面很有特色，越辦越好，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錄音記錄：施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