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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解決跨境貿易糾紛的相關問題

2020年第03期    作者:上海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國際商事仲裁研究中心    閱讀 7,785 次

在國際仲裁中，經常出現的是仲裁地、仲裁協議準據法和合同實體法的選擇不同的情形，而這些法律的判斷和適用往往會決定案件的走向。因此，這些問題經常成為國際商事仲裁界關注的熱點和焦點。近期，英國高等法院Enka v. Chubb Russia禁訴令申請案中對國際工程保險中保險人的代位求償權與仲裁協議準據法的確定問題作出了認定。本文簡要對此予以介紹，以饗讀者。

一、商事仲裁是當下解決國際經貿法律糾紛的主要方式

2018年以來，世界經濟持續復蘇，海外市場需求改善；國內經濟總體平穩，市場多元化戰略積極落實，穩外貿政策顯效，我國進出口實現較快增長，貿易結構持續優化。盡管中美貿易摩擦升級，但我國貿易發展的有利條件仍然較多，全年外貿有望實現穩中向好。但2019以來，中美貿易摩擦效應逐步顯現，世界經濟增長溫和回落，國際經貿格局加速變革，我國對外貿易發展的外部環境不確定性加大。因此，妥善解決貿易爭端、實現經貿合作共贏，不僅對中美兩國，也是對世界各國而言，都有重要意義：合則兩利，斗則兩傷。

當然，追求合作并不是意味著放棄權利。國際貿易摩擦本質上是國際經貿法律規則之爭。在法律規則面前，能否充分保護自身權利，防范國際商事交易中的潛在風險，或者在風險發生后及時妥當解決糾紛，減少損失、維護商業利益，對于從事國際貿易的中國企業而言是至關重要的。而選擇適應國際經貿交易法律規則特點的爭端解決機制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除斡旋協商外，解決跨國貿易類爭端的法律機制，目前主要是WTO爭端解決機制、商事仲裁和訴訟。WTO爭端解決機制更多的是國家行為，而且目前因為某些國家的單邊主義、逆全球化的做法而不得不面臨停擺；商事仲裁和訴訟，是一般商事主體間通過合同即可選擇的爭議解決方式，也是國際貿易交易中最為常見的爭議解決方式。

就訴訟和仲裁這兩種爭議解決方式，商事主體或許有一個理解上的“誤區”，就是感覺中國企業更熟悉訴訟，更愿意選擇訴訟解決爭議。但準確地說，我們所熟悉的可能僅是在中國進行的民事訴訟，事實上，對于一個在美國田納西州法院進行的民事訴訟和一個在印尼雅加達進行的商事仲裁而言，中國企業可以說都是不熟悉的。

隨著中國企業越來越多地走向海外市場，與外國企業進行商業談判時，不可避免地要選擇在海外進行的訴訟或仲裁。事實上，中國企業也不可能要求來自每個國家的交易對手都同意在中國法院進行訴訟。如果無法選擇中國法院，那么在選擇海外訴訟還是海外仲裁方面，是中國企業首先需要作出的一個慎重選擇。

法律從業者都知道，在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制度下，法院訴訟都涉及司法主權，涉及國家公權力的行使，需要一整套規范完整的民事訴訟法律和規則來推進訴訟程序，涉及管轄權問題、審級問題、證據形式問題、訴訟語言的問題，案件信息公開問題，還有法官的司法文化問題，由此衍生出在海外進行訴訟的極大不確定性和因為程序繁復導致的成本昂貴。有位中國企業的老總曾說，他的美國交易對手曾戲稱，中國企業在美國是打不起官司的，美國公司有的是錢，一定用訴訟官司打垮中國企業。雖然是戲言，但背后反映出來的成本問題是切實存在的。

但在商事仲裁方面，在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的積極推動下，在《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公約》（目前已經有163個締約國）、《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商事仲裁示范法》等國際法律機制的影響和作用下，各個主要經貿國家的商事仲裁法律制度，相較于各國民事訴訟制度而言，基本上較為統一，價值理念趨同，審判專家重合。比如，國際主要仲裁機構仲裁規則的“趨同化”近年來已經成為一種趨勢，對比國內外主要仲裁機構近五年來的仲裁規則變化可以發現，許多制度性規定，比如緊急仲裁員作出臨時措施決定、快速程序、合并仲裁、案外人加入等，在每個仲裁規則中都有體現。

仲裁的優勢還在于，有效的仲裁協議排除法院的管轄，意味著當事人只要達成了仲裁協議，其案件的管轄權就是唯一且明確的，避免管轄權的程序糾纏；此外，當事人有權選擇自己的仲裁員，就意味著當事人可以選擇熟悉其交易和行業的真正專家來解決糾紛，實現專家斷案；仲裁裁決一經作出即發生法律效力，意味著仲裁具有終局性，勝訴方不需要擔心冗長的司法復審程序，裁決在《紐約公約》的框架下可以跨國執行的。這些對于從事國際貿易的企業而言無疑具有非常巨大的現實意義。

從已經公布的案件數據來看，國際貿易類糾紛仍然是很多國際仲裁機構受理最多類型的爭議案件。根據香港國際仲裁中心的統計，在其2018年受理的案件中，國際貿易糾紛占比最高，達29.6%；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2018年受理的案件中，國際貿易糾紛同樣占比最高，達27%；上海國際仲裁中心2016-2018年受理的250涉外案件中，國際貿易案件110件，占涉外案件的44%，其中涉及“一帶一路”國家20余個。這說明在國際范圍內，或者至少在亞太地區范圍內，國際商事仲裁仍然跨國企業解決國際貿易爭端的首選方式。

二、中國企業運用仲裁方式解決國際貿易爭端應當注意的問題

如果中國企業在國際貿易交易中決定用仲裁方式解決爭議，那么又應當注意哪些問題，從而使得仲裁制度的優勢能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呢？這是中國企業需要作出的第二個慎重考量。本文結合上海國際仲裁中心的一些仲裁案件的經驗，簡要分享選擇仲裁解決國際貿易糾紛應當注意的一些問題：

（一）起草有效的仲裁協議

只有有效的仲裁協議才能幫助當事人確立仲裁管轄、確保仲裁裁決的合法效力。“有效”不只是法律上有效，還應當是“有效率”的協議。因此，當事人需要依據相關仲裁法和仲裁規則，對仲裁活動的細節進行預設安排，訂立明確、有效、便于施行的仲裁協議。

比如近期在國際仲裁界比較著名的一個案子是某國企在危地馬拉和當地一家公司簽訂的火力發電站總承包合同糾紛，協議約定提交國際商會仲裁院（ICC）仲裁。當事人在仲裁協議中特別約定適用ICC快速程序，即仲裁庭應在組成之后90天內作出仲裁裁決，除非仲裁庭多數意見認為延期是必要的，可以在通知當事方后作出延期，但是延長的期限不得超過90天。由于案涉爭議復雜，實際超過了這家國企的預期，導致此后在仲裁程序中，由于適用快速程序所帶來的文件披露、文件審核和準備時間的壓縮，使其處于十分被動的地位。國際貿易，特別是國際貨物貿易，貨物的發運和貨款的支付需要跨境交易，交易過程需要涉及貨物檢驗、進出口代理、運輸和倉儲、銀行信用、保險以及知識產權審核等各個環節，與爭議相關的大量取證準備非常復雜。因此，除非經過充分評估后有絕對把握，否則不宜在仲裁協議中輕率約定適用快速仲裁程序，以及其他諸如仲裁員人數、資質等可能對企業今后實施仲裁時的程序權利和仲裁成本有實質性影響的特別約定。

因此，訂立仲裁協議的總的原則應當是考慮如何將仲裁協議約定得盡量簡單、明確，減少歧義，避免爭議發生后出現一方當事人挑戰仲裁協議效力的情形。如果當事人同意選擇某一仲裁機構進行仲裁，最簡便的方法就是采用該機構推薦的仲裁條款，除非雙方當事人對程序安排有特殊的要求，最好不要對機構的示范仲裁條款作出過多的修改或補充。

（二）選擇合適的仲裁機構

從仲裁實踐來看，企業在選擇仲裁機構時通常應當考慮以下因素：

1.爭議所適用的法律及仲裁員的專家資源。在國際商事交易中，當事方選擇適用法律后會傾向于選擇適用該法律所在地的仲裁機構。因為該機構的仲裁員中熟悉當地法律的仲裁員候選人會更多。另一方面，國際貿易案件和其他類型案件的差異還表現在特殊的法律適用，即國際公約和國際貿易慣例的適用，比如《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CISG）、國際貿易術語解釋通則（Incoterms）、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UCP）等國際貿易規則《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屬于非國家法，在國際民事訴訟中存在不能直接適用的可能性；但在國際商事仲裁中，當事人自治原則及于實體法的選擇，普遍允許當事人選擇包括《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在內的非國家法。美國PACE大學數據庫所收集的432個1998-2008年適用《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的中國仲裁案件中，有338個是來自上海國際仲裁中心等主要涉外仲裁機構。從上海國際仲裁中心的情況來看，根據近5年數據顯示，70%以上的國際貿易類案件適用《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可以說，僅就適用《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解決國際貿易爭議而言，特別是以上海國際仲裁中心為代表的國際化程度較高的中國仲裁機構，在這方面享有充分的仲裁員專家資源，也有比較豐富的實踐經驗。

2. 仲裁機構的地理位置。實踐中，當事人大多傾向于選擇合同履行地的仲裁機構，尤其在貨物買賣合同中更為明顯。選擇合同履行地的仲裁機構，便于進行證據、財產的收集和保全，便于申請證據、財產保全等臨時措施，便于裁決在當地法院得到執行。

3.案件所適用的仲裁規則和案件管理方式。如前所述，目前主要國際仲裁機構的規則在內容和體系上都日益趨同，但也存在著一些差異。例如，仲裁庭的組成方式差異，仲裁機構和仲裁庭的權限劃分不同，各程序事項的時間限制不同等等。仲裁規則的國際化程度和案件管理方式的國際化程度，是仲裁機構的核心競爭力，在這一方面，包括上海國仲在內的一些國內領先仲裁機構近年來的一些做法已經得到了國際同行的認可。

上海國際仲裁中心2014年起施行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仲裁規則》首創了“調解員調解程序”，解決了國際仲裁界中一直批評的調解員和仲裁員身份沖突問題。目前已有近10余起案件適用該程序由調解員在仲裁庭組成前成功調解，并由后續組成的仲裁庭制作和解裁決書結案，單個案件的爭議金額超過人民幣2.5億元。目前這種制度安排仍然是國際唯一。

在過去3年，上海國際仲裁中心通過指定仲裁員職能，持續提高了指定港、澳、臺和外籍仲裁員參與庭審的次數。在2018年，上海國際仲裁中心審結了一起首席仲裁員為新加坡籍仲裁員、另外兩位仲裁庭成員分別來自英國和奧地利的仲裁案件。同樣在過去3年，上海國際仲裁中心受理了10余起適用聯合國際貿易法委員會（UNCITRAL）仲裁規則進行的案件，以及約定適用谷物與飼料貿易協會（GAFTA）規則、國際棉花協會（ICA）規則的仲裁案件。在這些國際化程度比較高的案件中，上海國際仲裁中心也采用更加國際化的機構管理方式，即賦予國際仲裁員更多的推動具體程序進行的職權，同時，上海國際仲裁中心也積極履行仲裁機構的職能，嚴格審查仲裁員的資格和利益沖突、實施仲裁裁決書的校核制度。

此外，上海國際仲裁中心還與華東政法大學外國法查明中心簽訂了合作協議，可以在約定適用外國法律的國際貿易案件中為仲裁庭提供外國法查明服務，目前已經有2起成功合作的案例。上海國際仲裁中心還在一起涉及貨物標準爭議的案件中，成功地使用了仲裁庭委托行業專家提供專家報告的方式，解決了專業的事實認定問題。

實際上，我國仲裁機構以及中國法院的司法實踐，也在深刻的影響國際仲裁的文化和實操。比如說國際商事仲裁理事會（ICCA）就關注了中國仲裁機構仲裁的實踐，在2014年專門發布了關于仲裁庭秘書使用的報告，香港、倫敦、斯德哥爾摩等仲裁機構都開始在規則中允許當事人和仲裁庭聘用期工作人員擔任案件管理秘書；仲裁調解相結合也逐漸為西方所接受；國內仲裁機構也很早就開始使用“簡易程序”這一類似于國際仲裁界目前熱議的“快速程序”。其實，在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7年不予執行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根據其2013年規則的快速程序作出裁決之前，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就已經意識到快速程序原初設計的不足，在2016年修改了其快速仲裁程序規則。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第二工作組討論在2019年討論快速程序問題時，還特別將上海一中院這個案例作為典型案例進行了討論，這也說明了中國仲裁和仲裁司法實踐的國際話語權也在不斷提升。

三、結論

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仲裁以其特有的制度優勢成為了國際貿易爭端解決的優位選擇；在各國國內市場經濟糾紛解決法律體系中，仲裁也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為了更好地發揮仲裁在服務企業開展國際貿易業務方面的作用，仲裁機構應當進一步了解企業對商事爭議解決法律服務的需求，作為今后不斷完善自身仲裁工作實踐的借鑒，從而進一步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更好的爭議解決保障。從企業的角度上看，也應當不斷借助專業法律服務機構的力量，不斷了解和熟悉國際仲裁規則。在此過程中，上海國際仲裁中心衷心希望與上海律師界、法律界和企業界不斷深入合作，共同做大、做強上海的法律服務市場，不斷提升上海律師的國際化水平，從而進一步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更好的爭議解決保障，以糾紛解決服務助力上海優化營商環境，以貿易投資發展促進社會經濟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