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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律師，不法治
日期：2011-03-04 閱讀：2,903次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如期形成。文本上的“法治藍圖”已然成形，而法治的踐行顯得更為突出、更為緊迫。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伴隨著我國法律體系的構建，一個天生以實踐法律為使命的職業群體??律師在不斷成長和壯大。
“我掌握的一個最新統計數字，到2010年底，全國律師總人數已經達到了20.4萬人。”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會長于寧說，“這些律師已不僅僅從事法律訴訟，還有人成為了政府顧問、企業顧問，乃至全國及各地方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成為民意的代表。”
作為職業法律人的主要組成部分，律師正在從法庭走入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而事實上，律師的每一次行動，都是對法律的實踐和普及。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然如期形成的情況下，律師毋庸置疑地成為了這個文本上的“法治藍圖”付諸實踐的重要力量。
這也就無怪乎于寧會長總結道：無律師，不成法治。
應運而生
全國律協會長任期三年，到今年，于寧已經在全國律協經歷了四屆，兩屆副會長和兩屆會長。“上世紀90年代末，全國大概有6萬多律師，而現在已經超過了20萬。”作為這個過程的親歷者，于寧對此段歷史了然于胸。
上世紀50年代末，法律體系開始受到破壞，律師隊伍也隨之瓦解。律師的發展歷史出現了一段長達二十年的空白期。直到1979年12月9日，司法部發出了《關于律師工作的通知》，明確宣布恢復律師制度。
在此后的三十年中，律師從國家工作人員逐漸演變成為了社會法律工作者，律師事務所也逐漸由國辦所過渡到合伙所。在律師法經過最新一次修訂之后，政府已經允許個人開辦律師事務所。
律師制度的演變，正體現出這一時期我國法律體系的發展。按照每個時期發展的不同特點，這三十年法律體系構建過程，可大致分為起步、展開、形成框架、初步形成和最終形成五個階段。
改革開放以來至2010年底，我國已制定憲法和現行有效法律共237件、行政法規690多件、地方性法規8600多件。以憲法為統帥，包括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等層次，形成民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等7個部門。
相應部門法律體系的形成，意味著律師可以在該領域內進行執業。而且，相關部門法律的完善，也在推動律師隊伍發生分化和轉變。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市場經濟活動日漸活躍，這推動了經濟立法方面的發展。”于寧說，“隨著經濟方面立法的發展，從事非訴訟業務的律師應運而生并快速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發布的《中國法律發展報告2010》統計顯示，到2009年，我國的民商和經濟類法律已經達到了88件，而前三十年的立法則為13件。特別是《公司法》在1993年通過后，企業法律制度開始迅速發展。
《中國律師年鑒》曾經做過一次統計對比，1993年中國律師訴訟業務占律師業務的85%，而2005年中國律師的非訴訟業務已經占據律師業務的43%，少數發達的大中城市的非訴訟律師業務已達到55%。
登堂入室
在擔任律協會長之前，于寧曾多年從事職業律師，非常清楚我國法律體系所面臨的問題。
“立法可能是個相對容易見成效的方面，但整個社會民主法治意識的提高則任重道遠。”于寧說，“律師通過訴訟、提供法律服務來踐行法律，這是個再好不過的普法方式。”
律師因為其所擁有的法律專業知識，在上層立法與基層社會之間成為了法律傳送的樞紐。
“律師隊伍壯大之后，律師將有可能不再僅僅是律師。”作為中國律師雜志社的原總編輯，劉桂明一直關注著律師的發展。“他們不僅能夠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更重要的是，律師還能通過參政議政為社會帶來更多的安全與安寧。”劉桂明說。
早在1988年3月，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王工、梅養正、廖瑤珠和晉輝四位律師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參加。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律師首次出現在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而在七屆全國人大二十年后的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和政協當中，律師參政議政的隊伍已經擴大到了22名。
律師的參政議政更多的是體現出律師社會地位的提高，獲得越來越多的認可。此外，律師在公共事務中也發揮出了越來越多的影響力。
2001年，重慶市委托一家律師事務所起草《重慶市物業管理條例(草案)》，成為我國首例律師起草的地方法規。2002年初，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在全國率先嘗試法律助理制度，首次將法學界呼聲較高的理論探討變成了現實，19名法律專業人士成為我國首批兼職法律助理。
此后，律師就國家立法提出相關建議、律師受聘成為政府部門的法律顧問等事件屢見不鮮。“不僅僅是在立法或擔當政府法律顧問方面，事實上，由于律師具有專業法律知識、技能，可以推動社會不合理制度的改善。”于寧提到多年前，一位律師就火車票價格進行訴訟維權的案件。
2006年，郝勁松因認為春運期間鐵路車票漲價涉嫌程序違法，而將鐵道部告上法庭。最終，郝勁松并沒有打贏那場官司。不過，這樁案件本身的輸贏并不是重點。
在于寧看來，正是當初的這起訴訟有力地推動了價格聽證制度的產生，也促進了政府在行政過程當中推進程序的公正和公開。而在當下，越來越多的公共事務討論當中出現了律師意見的表達，“這本身就是進步。”
泛化的身份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法律體系穩定和完善，也意味著大規模立法工作的結束。一個新的時期將由此開啟。
劉桂明分析，在法律體系構建基本形成的背景下，律師職業將呈現出兩個方面的特點。
一是在專業分工上將更加細化。無論是涉外法律業務還是傳統法律服務，其專業的分工將越來越嚴密細致。
“從日前澳門賭王的家產分配案就可以看出，律師的法律服務越來越有針對性。最近有一位北京律師告訴我，他已經將其專業發展定位于遺囑法律服務。”劉桂明說。
二是在專業形象上將更加泛化。一支20余萬人的職業大軍，單靠一種角色定位將會無法概括律師職業的全部內容了。未來的律師職業隊伍將有可能分化為多重角色，除了廣大的社會律師之外，有的將成為不是公務員但又一直在體制內為政府服務的公職律師，也有的將成為企業集團職員但又未必完全聽命于企業老板的公司律師，更有的將成為只為某些特別人物服務的私人律師。
于寧也注意到了目前律師隊伍中日益顯現出的形象泛化的情形，商標代理、專利代理、版權代理等法律服務已全部納入律師專業范圍，律師因為專業的拓展與提升，專業形象將不會像今天一樣明顯。而實際上，這也是整個國際律師行業所共同面臨的問題。
“以后可能出現有的律師從業一生都沒有進過法庭，而僅僅從事著法律相關的業務。那么這種情形，還能否將其歸入律師？如果能，那律師會不會變得太寬泛；如果不能，這又該有何具體劃分？”于寧認為現在還不存在這樣的歸屬問題。
這將是發生在律師職業本身的一些變化，但變化還不僅于此。
在今年的政協提案當中，于寧再一次提出全國政協應該增設法律界別。在目前全國政協的34個界別當中，尚沒有給法律職業設立專門界別，從事法律職業的政協委員散落在不同的界別當中。
這已是于寧第二次提出增設法律界別的議案，這次他給出了三個理由：包括律師、法官、檢察官在內的職業法律人已經是一個相當龐大的群體；由法律人共同組成一個界別，有利于在法律角度參政議政；按照依法治國的方略，政協應該設立法律界別。
于寧希望這次能夠把這件事變成現實。
“這已經是十一屆政協的四次會議，馬上就將面臨新一屆政協的調整，而相應的也就有了一次對界別進行調整的機會。”于寧說，“明年再提恐怕來不及，今年提這個提案應該是最好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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