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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辯律師的惑與禍：執業困境漸露端倪
日期：2010-03-23 閱讀：2,729次
調查起因
北京律師李莊并非第一個因“撈人”獲罪的刑辯律師，為黎強辯護的法學泰斗趙長青，也并非第一個為涉黑嫌疑人辯護的名律師。然而，在重慶“打黑”進入司法環節之后，他們的遭遇似乎讓刑辯律師陷入了一場整體性的“危機”，這場“危機”既有加大執業風險的可能：李莊最終獲罪；又有聲譽受損的成分：趙長青一度在民眾樸素的善惡觀中被描繪成“黑社會的狗頭軍師”。
刑辯律師們被推到了風口浪尖，深水之下的行業暗礁和刑辯律師的執業困境也漸露端倪。
惑
“堅決不取證”？
3月20日晚從廣州趕回北京的律師楊學林，剛剛結束了一次令他極有成就感的開庭。他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十人的證人名單，其中六名證人成功出庭作證，并且被審判長當場認定有效。這是他從業以來的第一次。
楊學林估計，在同行當中，將“堅決不取證”當成座右銘執行的刑辯律師有70%到80%。幾年前，他也是其中一員；現在，他開始進行一些“小心翼翼地嘗試”。
會見、閱卷和調查取證，是2008年施行的新《律師法》中明確賦予律師的權利，但在采訪中，進行過刑事辯護的律師們，不約而同地對三者的難易程度進行了相同的排序：閱卷最易，會見次之，取證最難，尤其是“人證”。
證人在法庭上接受控辯雙方的反復詰問，這種港臺影視劇中的場景在內地法庭上并不多見。例如“李莊案”一審時，8名證人無一出庭作證，僅由控方宣讀了證人證言。
然而，對于無法接受“質證”的書面證言，卻很少有律師提出質疑。“證人不到庭，辯護律師完全可以質疑，上面的簽名是不是真的？甚至到底有沒有這個人？但是沒有律師會這么做。” 楊學林說，“這已經是一個慣例，如果你這樣做，那你比李莊還‘李莊’”。
辯護律師不僅難以要求控方證人，也很難找到愿意出庭的辯方證人。“作證費時費力卻沒有任何補助，我們的傳統也讓老百姓不愿牽涉到官司”，律師劉輝說，“而且，我們現在基本上沒有什么對證人的保護。” 在他接手的民事案件中，他的證人曾經被打過，他的當事人也曾經找人打過對方的證人，“面對公權力的時候，就更沒有人愿意作證了。”
此外，“人證”還極易給律師制造“雷區”。“如果證人跟我說的和跟檢方說的不一樣，法官通常會休庭”，他說，接下來，面對代表公權力的檢控方和律師，證人很可能會重新做出有利于檢方的供述，“那律師就危險了”。劉輝覺得，最好的辦法就是控辯雙方、法官、證人都到法院去當面談，并且錄音錄像，留下一份“護身符”。
上世紀80年代，律師作為“國家法律工作者”，和公檢法“平起平坐”。當時的《律師暫行條例》規定，律師的調查活動，“有關單位、個人有責任給予支持”；而1996年《律師法》出臺之后，律師變成了社會法律服務從業者，而律師的調查取證，必須得到相關單位和個人的同意。“人家不同意，你能怎么辦？雖然我們說公民有作證的義務，但這種義務是對公權力的，而不是對律師的。”劉輝說。
于是，律師們通常只能在檢方提供的現有證據材料之中尋找漏洞，組織辯護。
禍
“認真”你就輸了
盡管刑事辯護對抗性極強，但即便是在律師權利受到侵害的時候，也“沒有哪個律師會盲目地去和公檢法鬧矛盾，除非你是個傻律師！”劉輝說。
無論是為了當事人的眼前利益，還是為了自己長遠的職業生涯，這種“較真兒”在律師們眼中，毫無用處。法律的確賦予了律師很多權利，但沒有哪一條規定當這些權利受到侵害時，應該怎么解決。“我們的法律很多，但是卻沒有一部‘當法律不被執行時怎么辦’的法律”，楊學林苦笑。
在行業中浸淫多年之后，律師們的身段越發柔軟。
在一次赴外地辦案時，當地的看守所所長拒絕楊學林會見當事人，理由是“辦案人員不在”。爭執無果，所長拂袖而去。楊學林沒有繼續較真兒，而是曲線救國。因為這個當事人身上不止一個案子，他就找到了負責另一案的檢察官，“借光”完成會見。否則，連當事人都見不到，根本無法向家屬交代。
劉輝說：“剛入行的時候，我是個很認真很負責的律師，現在，我是個很負責但不那么‘認真’的律師。”現在，律師們更樂于選擇庭外溝通，而非庭上的交鋒。“不傷和氣，庭前交流做得好，對當事人而言可能是最好的；比如提前和檢方探討適用的罪名，拿你自己的意見去說服他，有時候甚至能讓檢方放棄起訴。”劉輝說，而一味追求庭辯效果，“做得過火了，讓法官和檢方下不來臺”，則可能適得其反。
在日積月累間，律師們也摸索出許多法庭之外的策略，比如聯絡學界權威召開專家論證會對案件進行研討，形成《專家論證意見書》。至于效果如何，還得律師自己揣摩，“有的法官會覺得確實有道理，尊重專家的意見；也有的可能反而會不舒服：你還拿這個來壓我？”楊學林說。
更有“心計”的律師，甚至會打聽主審法官甚至法院院長當年求學時的院校和導師，專門去請這些老師來參與研討。
不過，無論刑辯律師的身段多么柔軟，依然無法避免和公權力代表的執業沖突中觸發的風險。
楊學林記憶中，最危險的一次辦案經歷是到北方某地，當時，他們已經是第三撥兒接手該案的律師。前兩撥律師都在辦案時遭到了不明身份者的毆打，其中第二撥兒律師遇襲后報警，當地110出警后，馬上“護送”律師們離開，一直等律師們的車上了高速才返回。而楊學林和他的同事們最終也狼狽逃離，在他之后接手該案的律師，還沒到達當地，就在大巴上被人圍毆，受傷入院。
“我只能把我能做的做到極致，做刑辯律師要在乎結果，但是不能太追求結果。”楊學林說。
辯
記者：在重慶“打黑”中，專門提到了北京律師爭相赴渝接案的問題，為什么外地的當事人熱衷于請北京律師到當地去辦案？
劉輝（北京市燕園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我不敢說絕對，但是大多數北京律師的業務水平確實要比當地律師高，人脈關系也更廣。
楊學林（北京市首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不可否認有看中北京律師“關系”多的因素，有些當事人就是希望通過北京的律師，把案子往上面透一透。
另外，我現在主要接一些弱勢群體因為環境、土地等問題在維權過程中引發的刑事案件。有些案子在當地有了政治因素，當地甚至會給律師開會打招呼，讓律師不要去接，那么當事人在本地根本找不到律師。
記者：刑辯律師在法庭上解脫貪官、“黑老大”這樣的“壞人”，即便知道這是公民的權利，但普通人從感情上仍然很難接受，那么這種辯護，對于維護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有什么樣的意義？
劉輝：他是個“壞人”你還為他辯護？大多數非法律界人都不能接受。事實上，律師、法官和檢察官是一個共同體，只不過他們的分工不同，作為公訴人，你就是要千方百計去追求當事人有罪；辯護律師也是通過各種法律手段去維護當事人的利益；法官則根據法律進行裁判。三方是通過辦個案，共同利用法律去維護公平和正義。
延伸調查
“撈人”的黑白之辯
伴隨李莊案發，“撈人”這個詞頻頻見諸報端，并蒙上了一層灰影。這個在普通民眾眼中頗有點神秘色彩的語匯，對于大多數刑辯律師而言，只不過是司法程序“取保候審”的通俗說法。
北京各大看守所附近，都有不少打著律師招牌的小門臉兒，就近在嫌疑人家屬中間招攬“生意”，而嫌疑人家屬最迫切的訴求就是請律師幫忙“撈人”。 “一旦嫌疑人被‘撈’出來，即取保成功，最后又判了緩刑，就等于不用進去了。”律師劉輝說，因為被告人最終被判處的刑期由被羈押之日算起，“取保候審”的時間也同樣算在刑期之內，“取保”成功就意味著減少當事人在看守所內失去自由的時間。
在我國的刑事訴訟法中，對“取保候審”條件有明確的規定。通常律師在接手刑事案件時，只要符合條件，都會為當事人提出“取保”申請，但這個正常的司法程序卻在現實中有些“變味兒”。
有11年從業經歷的劉輝，總結出了三條在正常情況下最容易“取保”成功的條件：第一，未成年人，尤其是在校學生；第二，本地戶籍且最終刑期很可能在三年以下；第三，情況極特殊者，比如殘疾人、有重病的老年人等可能給看守所帶來“麻煩”的嫌疑人。
除此之外，其他情況的“取保候審”都不太容易獲批。在他看來，可以理解的原因是“取保”會給案件偵辦帶來風險，“工作在第一線的公安干警真的非常辛苦，壓力也大，他們好不容易抓了人，現在放了，萬一跑了，去哪兒找？”而另一方面，也的確存在有人希望借此謀求灰色收入。
在百度百科對于“取保候審的條件是什么”的回答中，獲選最佳的答案除了列舉法律條款之外，還做了如下說明：如果案件剛開始偵查，嫌疑人已經被拘留，但是沒有自首、立功、賠償等情節的，申請取保候審，基本沒有希望；如果已經逮捕，那么除了中國特色的“溝通”，就更不要奢望取保候審了。
一邊是迫切希望“把人弄出來、少遭罪”的嫌疑人家屬；另一邊是操作空間有較大彈性的“取保候審”，這樣一來，律師或打著律師幌子吹噓自己有關系的“訴訟掮客”們收錢“撈人”就有了市場。
“其實，自稱有關系能‘撈人’的‘能人’大多數并不是律師。”劉輝說，“而恰是這些人破壞了律師的整體形象。”
每年，全國各地幾乎都有因“撈人”引發的詐騙案。上周，北京大興法院就開庭審理了一件，而涉案者鮮有真正的執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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