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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動態

西部地區還是沿海地區更適合青年律師成長?

    日期:2009-10-09     作者: 王榮利 黃希韋    閱讀:4,141次
 
  

近年來,隨著律師事業的發展,律師業內的競爭日益激烈,青年律師成長中的壓力也日益增大。關注青年律師的成長,關注青年律師的未來,已是中國律師行業不容忽視的現實問題。

國內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以及法律環境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律師的地區間流動,也導致了國內律師分布出現嚴重失衡。目前,中國約15萬名律師,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大中城市和沿海發達地區,而西部及欠發達地區律師所占比例相當少,甚至還有約兩百個縣沒有一名律師。

一方面西部地區律師缺乏,許多法律服務無法得到滿足,另一方面大城市和沿海地區律師云集,競爭激烈,許多青年律師面臨著案源危機。在這種背景下,青年律師扎根西部地區更合適?還是到沿海地區闖蕩求發展更有前途?到底是西部地區更適合青年律師的成長?還是沿海地區更適合青年律師的成長?這些問題不僅讓青年律師困惑,甚至也讓律師管理機構困惑。

8月15日,在成都舉行的第八屆中國律師論壇閉幕式上,成都律師辯論隊和深圳律師辯論隊圍繞著就上述問題展開了精彩辯論,將大會氣氛一次次推向了高潮。

為了使青年律師更多了解西部地區和沿海地區律師事業發展的狀況,有助于他們作出更好、更加理性的選擇,《法制日報周末》特邀參加過“第八屆中國律師論壇律師”辯論賽的兩位獲獎選手,以及分別來自西部和沿海的兩位資深律師,再次就上述問題進行深度討論,并特邀長期關注中國律師事業發展的《中國律師》雜志原總編輯劉桂明予以點評。



■本期主持人:

王榮利:《法制日報周末》 記者 黃希韋:《法制日報周末》實習生

■本期嘉賓: 劉星(四川泰益律師事務所律師,成都律協青年律師工作委員會委員,第八屆中國律師論壇最佳辯手)

楊乾武(北京市德恒律師事務所深圳分所律師,第八屆中國律師論壇優秀辯手)

陳貞學(陜西恒達律師事務所律師,全國律師協會民事法律業務委員會委員)

邱旭瑜(廣東卓建律師事務所律師,深圳市律師協會律師文化建設委員會副主任)

劉桂明(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副秘書長)

1 無論西部還是沿海、青年律師還是老律師,都存在案源少的問題

主持人:對于律師來說,案源就是律師的工作之源,也是律師的事業之源和收入之源。目前,許多律師都面臨著案源危機,青年律師尤甚。在此情形下,西部地區和沿海地區,哪個地區青年律師更容易獲得案源?

陳貞學:目前,無論是西部律師還是沿海地區,青年律師或者名律師、老律師,其實都存在案源少的問題。

就青年律師而言,各地并不存在太多的差異。西部地區雖然發展滯后,但法律需求與法律服務人員少之間的矛盾十分突出,因而青年律師經過不太長的實踐之后,案源應不存在問題。沿海地區經濟發達,法律服務需求量較大,但法律服務人員也多,會出現僧多粥少的情況。從絕對量上來看,沿海青年律師獲得案源的機會要好一些。

劉星:能否獲取更多的案源,和兩個因素相關。其一,青年律師自身競爭力的強弱;其二,案件自身特質與律師的收費訴求。

就第一個因素而言,獲取案源的能力,本質是青年律師在內部競爭中能否具備競爭優勢,而競爭優勢和資源占有,對于青年律師獲取案源互為表里、相輔相承。在西部,律師行業整體資源分配格局相比沿海更多地向青年律師傾斜,占有更多資源的青年律師必然在行業內部競爭中更具有競爭優勢,有利于他們獲取案源。

就第二個因素來講,西部的案件相比沿海呈現出標的小、案源分散、收費空間差異大的特征。標的小有利于青年律師參與競爭,案源分散使得資深律師客觀上不可能將案源全部收入囊中,而收費空間存在較大差異讓資深律師基于有限精力主動放棄收費較低的案子,這恰恰讓青年律師獲得成長鍛煉的執業機會。

楊乾武:對于一名律師而言,案源的多少取決于兩個方面:一個是整體的機會,另一個是機會如何分配。

首先,就整體機會而言,盡管沒有權威的數據支持,但我想大家都不會否認,沿海地區的機會要多于西部。

其次,機會如何分配的問題。有的律師同行會認為沿海的市場蛋糕雖大,但競爭更激烈,青年律師可能分不到蛋糕,實際上這是錯覺。資深律師案件做不完的時候,就需要找青年律師合作,這種合作有的時候是聘請青年律師作為助手,更多的是進行個案合作。資深律師與青年律師的合作更能體現優勢互補。青年律師在精力、時間、教育程度、新興技術和外語等方面比較具有優勢,很多新型案件以及涉外類案件的客戶也更愿意選擇青年律師。

所以,律師業越發展的地方,青年律師也會發展的越好。正是在這樣的事實召喚下,許多青年律師選擇了到沿海發達城市執業。

邱旭瑜:無論沿海地區還是西部地區,年輕律師都面臨著案源的困惑。但從現實狀況來看,東部律師的競爭比西部可能更激烈。

首先,沿海地區經過三十年的發展,基本完成了由傳統的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的轉型。對于律師來說,當然在陌生人的社會里獲得案源要比熟人社會難得多,付出的代價也會更大。

其次,東部沿海地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更多的是利益的交換。而西部地區的人文環境決定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僅僅是利益關系,傳統社會中的各種關系要素時刻都在發生作用,如熟人、朋友、同宗、同鄉、同學、同事、戰友等。所以在西部地區更容易依靠這些關系獲得支持和幫助,而在東部沿海地區就很難有這種優勢。

再者,東部沿海地區由于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的作用,律師、司法機關以及當事人的關系日益復雜,簡單的服務以外往往都會包裹著層層復雜的利益關系,年輕律師很難打破這種利益關系格局,總有斗大的饅頭沒法下口的感覺。而在西部地區相對來說就比較簡單一些,更多的是一些人情上的交往,利益關系遠沒有沿海地區復雜,相對比較容易獲得案源。

總的說來,東部沿海地區,年輕律師的生存競爭遠比西部激烈,尤其是在內地律師不斷涌入后,競爭更為殘酷。

劉桂明:談到青年律師的成長,案源顯然是一個首先必須面對的問題。對此,四位律師各有側重地發表了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陳貞學律師作為西部發達城市的資深律師,他的觀點顯然更客觀、更公允一些。身處沿海深圳的邱旭瑜律師,對東部沿海地區和西部地區均有研究,能夠站在理性的立場來看待這場青年律師成長與發展之爭,認為東部律師的競爭要比西部更激烈一些。

不難看出,四位律師的共同觀點是,不論是哪里的青年律師都有案源的危機。問題的關鍵在于,誰最早突破危機誰就最快獲得案源。

總之,地點可能是一個影響青年律師案源的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決定性的主要因素還在于青年律師自身應當具備的職業素質與把握機會的能力


2 青年律師應結合自身實際選擇適合自己的地方

主持人:從律師行業來說,西部地區和沿海地區不僅存在業務類型上的差異,也存在律師事務所管理模式方面的差異,同時還存在著執業成本方面的差異。這種差異對青年律師的成長分別有何影響?

劉星:就業務類型而言,兩個地區實際上都還是個人全能為主。但就律師行業發展階段而言,沿海領先西部一步,已經過渡到全能團隊打造的階段,公司化的管理模式逐步被大所接受。而西部律師事務所對此基本處于理論探索階段。基于兩個地區律師事務所管理模式的這種差異,沿海已經具備打造全能團隊的基礎,而西部更適合形成全能個體。

因為缺乏規模效應和有效整合、高效管理,依賴單打獨斗,因此西部律師就執業相對成本而言,比沿海更高。

這中間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兩個地區律師事務所追求效率的不同方式對青年律師的影響。沿海律師事務所的趨勢是大規模、高平臺、模版化、標準化管理,追求效率很可能會壓縮青年律師自由發揮的空間。而西部律師事務所尚未形成這種機制,不規范的管理固有其弊端,但對于創新能力較強的青年律師而言,也許更有利發揮其開拓性和創造性。

當然,所有的優勢和條件,都是因人而異的。概率對于個體的選擇,其實毫無意義。青年律師還是應結合自身實際綜合分析選擇適合自己的地方。

楊乾武:我的看法是,第一、從業務類型上來看,沿海地區的新類型業務要更多一些,比如說涉外案件、知識產權案件等,而這些案件更適合外語較好、知識結構較新的青年律師。實際上,法院里主審知識產權案件和涉外案件的法官也大都是年輕法官,這是同樣的道理。因此,從案件類型上來說,沿海地區更有利于青年律師一展身手。

第二、從律師事務所的管理模式看,在沿海地區也很多元化,尤其是有很多實行公司化管理的律師事務所。這類律師事務所也比較適合剛剛步入社會的一部分青年律師的發展。

第三、從執業成本方面看。不可否認,沿海地區的執業成本普遍比西部高,這主要是房價惹的禍。但是,看一個行業的發展更多是看經濟效益,沿海的成本是高,但是這個成本不會把青年律師擋在門外。一旦入門后,沿海律師的收入相比西部律師而言也比較高。從收入和成本的性價比來看,這個成本還是比較值得的。

陳貞學:我認為執業成本對律師的成長影響不太大,正如富家子弟和平民子弟都有可能成為棟梁之材的道理一樣。關鍵在于青年律師如何對待自己的職業。西部律師不乏專業內的佼佼者,沿海地區也有不少的平庸者。

管理模式則對青年律師的成長有較大影響,好的環境造就英才,壞的環境培養庸才。西北地區和沿海地區的律師事務所管理模式各有千秋,無所謂高下,只是因所而異,與地區無關。

邱旭瑜:關于業務類型,沿海地區有傳統的訴訟業務也有大量的非訴業務,選擇的空間比較大,而西部地區則更多的是傳統的訴訟業務,非訴業務的空間較小。

至于律師事務所的管理模式,目前東西部地區沒有本質的區別,都是以提成制為主。比較特殊的是深圳的“臺位包干制”,就律師發展而言主要還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靠自己個人的能力和影響爭取生存和發展資源,律師事務所只有很少的支持或基本沒有支持。專業化和團隊化僅僅只是少數律師事務所的事。

當然,在律師的執業成本方面,東部比西部明顯地高出很多。這直接導致的結果就是,西部律師生存容易發展難,小富容易大富難,做業務容易做品牌難;而沿海地區的律師,生存難,但只要站穩腳跟就發展很快,大富也相對容易。

劉桂明:其實,不論是資深律師還是青年律師,目前在西部地區是需要解決生存問題,而在沿海地區則需要面對發展問題。當然,業務類型、管理模式、執業成本上的差異,對青年律師的成長與發展是有不同影響的。這個影響到底有多大?劉星律師說因人而異,陳貞學律師說因所而異,楊乾武律師與邱旭瑜律師說因地而異,應當說這都是經驗之談。

如何處理與解決個人的全能化與專業化,管理的團隊化與臺位化,專業的模版化與個性化,團隊的合伙制與提成制,則是沿海與西部都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

盡管我個人認同劉星律師的觀點,但我還是堅持認為,不管是在沿海還是在內地,都需要有效地細化業務類型、優化管理模式、強化成本意識。惟有如此,才能為青年律師的成長與發展提供足夠的條件和施展的平臺。

3 西部地區更有助于錘煉青年律師的職業人格

主持人:資深律師和青年律師之間的關系一直是律師行業的敏感話題。在西部地區和沿海地區,律師行業內部的業務競爭也已成為不爭的事實。沿海地區與西部地區律師業內競爭環境也存在差異。如何看待兩地的競爭環境?哪里的環境更適合青年律師發展?

陳貞學:公平競爭應當是社會的主流,惡性競爭則會自吞苦果。這種競爭,無論西部地區和沿海地區都存在。問題在于青年律師作何種選擇。一顆小樹在空曠的田野上成長較快,但也易夭折;一顆小樹在森林里成長較慢,但危險也小。西部地區容易使青年律師較快作出社會成績,沿海地區易使青年律師較快走入專業領域。

劉星:談競爭環境就必然涉及資深律師和青年律師之間的關系問題,我認為更理性的表述應當是內部的競合關系。

因為商業化程度較低和文化相對傳統保守,西部地區的這種競合關系更為平衡和諧,他們的“傳幫帶”更多地帶有小作坊的家族色彩。

而沿海的競合關系中,競的成分大于合。而就合而言,其根本動因也是源于組織內部對于效益的追求,更多地帶有商業企業的制度色彩。

對于職業人格尚未完善,視內在精神家園為生命的青年律師來說,西部的競爭環境更容易讓他們感受到自己作為獨立執業個體的存在,并感受到更多人性關懷,從而憑借情感的體會完成職業責任和使命的傳承。而在沿海,競爭環境更容易讓青年律師產生無法克服的工具感,深刻感受商業社會的規律,更容易急功近利,在得到成功后仍然陷入一種無意義的空虛。

西部和沿海地區競爭環境之不同,在競爭的主體、方式、性質、格局等方面均存在較大差異。

在沿海,充分參與競爭的實際上是資深律師,而青年律師因為資源所限只能部分或者切割性地處于競爭市場當中,本質上他們個人并沒有能力參與律師業務市場的競爭,自然也不是競爭成果的享有者。沿海律師的競爭更多的是資源、平臺、品牌、實力、管理的綜合比拼,青年律師根本不是具有獨立性的競爭主體。受自身資源、能力、資金的限制,他們很少能直接、自由地參與競爭,更多處于被“平臺”選擇的狀態,而“平臺”越來越成為競爭的主體和利益享有者。“平臺”發展的背后是資深律師的發展,而非青年律師自身。

在西部,律師行業的競爭更偏重于個人能力,當事人選擇律師普遍是認人不認所。青年律師依靠個人努力獲得當事人的認可,充分參與競爭,不僅是競爭的主體,而且也是市場競爭成果真正的受益者。

楊乾武:首先需要明確一下,律師之間的確存在競爭,但是律師之間也在競爭中相互學習,尤其是在競爭中還存在很多合作的機會。

由于青年律師有自己的比較優勢,資深律師也會愿意與青年律師合作,尤其是涉及到外語和一些新興法律事務上。

我個人的經歷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我辦理的很多案件都是資深律師的案源,主要是因為這些案源涉及到與外國客戶談判、英文法律文書、知識產權或者公眾談判。當然有的也是因為資深律師的業務已經轉型了,一些瑣碎而耗時的案件也會分流到年輕律師手里。

我認為律師之間的關系更多的是合作和共同發展的關系。當然競爭也有,但是大家在競爭中也可以相互學習。向競爭對手學習是青年律師成長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從這個意義上說,競爭對手越優秀,自己也成長的越快。

沿海地區的青年律師除了可以通過做傳統的刑事辯護、婚姻糾紛、勞動爭議等案件來了解民間疾苦之外,更有機會接觸世界五百強企業帶來的國際法律業務,高科技企業之間的知識產權糾紛以及海事海商業務。沿海地區的企業數量、經濟總量和國際化程度決定了這里的律師舞臺更大。對于新興的律師業務,如前面所言青年律師具有比較優勢,可以成為唱戲的主角。

總之,沿海地區給青年律師提供了更大的舞臺,青年律師在這里也更容易有國際視野。

邱旭瑜:律師在陌生的環境里執業,需要更多、更好的交際能力和營銷能力。

所以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東部地區更適合性格外向、生存能力強、善于交際的年輕律師來發展,而性格比較內向、生存能力比較弱、不善于交際的人則更適合在西部發展。

劉桂明:關于資深律師和青年律師之間的競爭關系,在陳貞學律師的眼里是一種公平競爭的關系,在劉星律師的眼里是一種內部的競合關系,在楊乾武律師的眼里是一種相互學習的關系,在邱旭瑜律師的眼里則是一種性格互補的關系。

究竟是“帶出了徒弟,餓死了師傅”還是“徒弟找不到師傅”?值得沿海地區與西部地區所有的律師認真思考。

談到青年律師面臨的競爭,有一句我們耳熟能詳的話,應很有啟發。那就是“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為此,我非常贊同此次“中國律師論壇”辯論時正方成都律師隊持有的主張,西部地區更有助于錘煉青年律師的職業人格,從而塑造完美的品格。

4 西部地區有利于年輕律師全面發展沿海地區有益于青年律師專業化發展

主持人:西部地區和沿海地區,無論在經濟發展、社會環境還是法律環境方面,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這種差異對青年律師的成長、執業等方面有何影響?西部地區和沿海地區究竟哪里更適合青年律師成長和發展?

邱旭瑜:東西部地區差異是客觀存在著的,對年輕律師的來說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西部律師生存壓力相對較小,東部沿海地區生存壓力較大;西部律師發展的速度較慢、空間較小,而東部律師的發展速度較快、空間較大;西部律師在業務發展和操作上比較粗獷、簡單、原始,而東部沿海地區律師則比較規范、正式、精煉。

從人文環境角度看,西部律師來到東部沿海經過一定的適應期后相對更容易適應沿海地區的生活,而東部沿海地區的律師回到西部則幾乎無法適應,尤其是錯綜復雜的人與人之間的拖泥帶水的關系。

現在東部地區和西部地位能給年輕律師的發展空間都很有限,個人發展完全看自身是否具備競爭優勢,就是自己有沒有明顯區別于他人的優勢,包括學歷、經歷、技能,以及個人的能力、品德、操守等。

至于哪里更適合年輕律師的發展,除了以上的因素外還有個人的價值取向和目標選擇。選擇東部必須要有勇氣和能力面對生存的巨大壓力,及可能面臨的失敗;選擇在西部發展,要面對業務的單調和發展空間的狹小,說白了就是要能夠抵御大富大貴的誘惑。

楊乾武:經濟越發展,律師業也越發展。這是因為經濟的高度發展,推動了法治的進步,老百姓和企業的權利意識和法律意識更強,對法律也更有信心,有了問題更愿意找律師解決。

以深圳為例,普通工人每年提起的勞動爭議案件占到全國的十分之一。深圳的勞動法實施情況在全國都是比較好的,但這里的工人權利意識和法律意識更強,所以發生爭議更多。深圳市總工會聘請了律師團為工人維權,政府采購律師服務,這種方式走在全國的前列。

因此,沿海地區的經濟環境、人文環境和民眾的法治意識以及權利意識等方面相比西部地區而言,更有利于青年律師的發展。

我說沿海更適合青年律師的發展,不是說西部就不適合青年律師的發展,相反,有些青年律師因為個體的差異可能會在西部找到更適合自己的舞臺。

劉星:沿海在經濟發展、社會環境和法律環境方面,相比西部都更有優勢。律師提供法律服務,區域整體優勢,尤其是經濟優勢,對于行業發展有巨大促進,所以沿海律師行業也的確比西部更有前瞻性。

但是,很多的青年律師去了沿海之后,覺得事業發展并不像自己認為的那么順利,甚至存在頗多無法逾越的障礙,這是因為他們當初看重的所有外部優勢都未必直接促進于他們個人事業的發展,而必須經過資源的再分配。

在沿海,經過資源再分配和行業內部競爭的調整,外部的優勢更多地落在了資深律師的身上,留給青年律師的資源和空間并非想象的那么大。而大量青年律師的不斷涌入,使得原本有限的資源被越來越多的青年律師爭搶,過度的競爭并不利于青年律師的事業發展和職業人格的完善。

另一方面,沿海商業化程度更高,更容易讓青年律師形成“金錢至上”的價值觀。這對于以追求公平正義價值的律師來說,是根本性的傷害。青年律師原本就還不成熟,身處其中更容易急功近利,要堅持非金錢的價值觀不是不可能,但相比西部更為艱難和代價高昂。

西部雖然相對落后,看起來有利于青年律師的條件似乎更少,但恰恰是這樣的轉型和當下的不規范,給青年律師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和機會。

陳貞學:西部地區對于年輕律師的全面發展有利,沿海地區對于青年律師的專業化發展見長。因為西部地區律師少,客觀上要求律師承辦各類業務的機會多,沿海地區律師多,客觀上要求律師向專業化方向發展才能生存。

隨著國家西部大開發的進程,西部地區對于年輕律師提供的未來發展空間巨大。而當前,沿海地區對于青年律師提供的發展空間要好些。

哪里更適合青年律師發展,則要看青年律師的目標選擇,如果從社會責任、事業發展角度看,西部地區更適合,如果從經濟利益角度考慮則沿海地區更好些。

在我看來,具有中國特色的律師制度,要求無論是資深律師還是青年律師都要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國家不強大,西部和沿海都一樣會減少法律服務需求,個人發展得再好,也會“英雄無用武之地”。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應當成為年輕人的志向,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應當是年輕人的選擇。未來是青年人的,未來需要青年去創造。

劉桂明:我一直認為,一個律師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是決定一個律師更適合從哪里起步、在哪里成長、到哪里執業、去哪里發展的重要因素。

參與本次討論的四位律師,不難看出,劉星律師和楊乾武律師分別屬于西部地區和沿海地區青年律師中的佼佼者,他們各自分別在西部和沿海找到了自己事業發展之路,他們的觀點未必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他們的觀點可供青年律師參考。而陳貞學律師和邱旭瑜律師,作為資深律師,他們有著更加全面和深刻的體驗,他們的觀點則值得青年律師好好思考。

四位律師的觀點雖然各有差異,但基本的共識還是很明確,那就是青年律師的價值取向和職業追求決定其成長發展之路,地區差異未必是決定性的因素。對此,我深有同感。所以,“心有多大,舞臺就有多大”雖然是一句廣告詞,但對青年律師來說也許是一個合適而有效的激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