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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駐進大律師
日期：2009-09-03 作者：四川農村日報 閱讀：4,106次
還記得電影《秋菊打官司》里那個倔強的秋菊嗎？她走上信訪之路，終究把村長送進囚車……這一路，秋菊走得十分艱辛。看完后你不禁會想，如果當時秋菊能像城里人一樣，一開始就能找到律師咨詢司法權益，她是不是會少走很多冤枉路？
律師，對于普通農民來說，似乎稍顯遙遠。隨著當前農村社會經濟發展，無數“秋菊”對法律更加渴望，維權意識逐漸覺醒，“秋菊的世界”與“法律的世界”正呼喚橋梁，法律服務亟待下沉到基層。
而“一村一律師”正是司法服務下沉到田間地頭的典型實踐。我省開展該活動已兩年多，效果如何？還存在哪些問題？為此本報記者赴我省“一村一律師”發軔之地成都市溫江區一探究竟。
8月19日一早，溫江區壽安鎮天源、天星兩村的駐村律師丁松林，從成都趕到村上開始“上班”。解答完兩位農民的土地承包咨詢后，丁律師按之前和村民張宗文的電話約定，來到他家，曉之以法，動之以情，不多會，這位老上訪戶就穩定下來，逐漸打消了再次上訪的念頭。
“有問題找咱村的大律師！”在溫江，這已經成為不少人的口頭禪，全區111個村、社區目前都已配備了駐村律師，農民從此有了自己的“私人法律顧問”。
故事>>>
實打實服務做農民貼心人
兩年多來，不管是勞動糾紛、婚姻家庭，還是日益凸顯的土地承包、產權改革等問題，繁雜的農村法律問題背后，都閃現著駐村律師的身影。
在壽安鎮司法所王國良所長辦公室的墻上，有一面“一心為民”的錦旗，落款是包括趙玉在內的24位村民——錦旗是送給駐村律師丁松林的，背后則是一段曲折的故事。
趙玉等在成都科嘉皮業公司打工，2007年，科嘉公司因虧損宣布解散，卻根本不提保險和補償金的問題。為此，趙玉等人多次找廠里協商未果。“廠里兩三百號人，十之八九都放棄了，我們24個人相互打氣，堅持討個說法。”趙玉告訴記者，當時感覺很無望。
山窮水盡之際，村長提醒趙玉，你怎么不找咱們的駐村律師？趙玉才想起家里曾有張便民聯系卡，她忐忑地抱著嘗試心理，聯系了駐村律師丁松林。
沒想到丁律師接到電話后，第一時間趕到村上。他勸大家不能過激，按司法程序先提請仲裁，于是丁律師決定向溫江區法院提起申訴。在據理力爭下，科嘉公司被判賠償，之后十多天，科嘉公司一直沒有上訴的意思，就在趙玉松了口氣、丁律師著手寫強制執行申請時，在申訴期最后截止前1個多小時，科嘉公司突然上訴，讓丁律師和趙玉等措手不及。
“當時想放棄算了。”趙玉很委屈，“我們農民生怕遇到這種麻煩事。”
然而丁松林義無反顧地挑起擔子，不僅如此，按協議，律師代理訴訟是可以按規定收費的，一審時他只收取了少量油錢，而二審則完全提供免費法律援助。
最終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趙玉等24人共獲經濟補償30余萬元。
按理說，案子判了丁松林就可以不管了，但他并未撒手，執行階段也跟到底。他通過私人關系協調各方面，最終使得賠償很快兌現。“一個月左右就拿到錢了。”趙玉說，“丁律師耐煩得很，有了這樣的好幫手，咱們農民腰桿才硬起來。”
“前前后后我跑了二三十次，一個來回開車都要三個小時。”但丁松林不覺得累，“能為弱勢群體鳴不平，非常欣慰。”
正宗社區七組的周國泰至今還保留著李忠富律師畫的一張草圖，簡單的關系圖將他家很復雜的家庭財產糾紛算得一清二楚。
周國泰共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很早就分家了。今年元月，小兒子周平猝死，撇下妻子王珍和2歲女兒。與大兒子分家后，周家曾獲得拆遷款88萬元，除去新購房款開支等余下60萬，如何分配成為讓人頭痛的問題。因為周父與周平共同生活，經濟并未獨立，因此周父要求兒媳王珍再補償28萬。但剩余安置費被兒媳婦王珍早已借給娘家，王珍便以當初分家長子也分一半以及養育孩子為由，只愿分20萬給周父。
爭來爭去，他們找到村調解委員會主任洪秀珍。“以前遇到這種問題很茫然，都是根據經驗叫雙方互相減價退步，一點點磨。往往很難達到平衡。”洪秀珍說，村上協調多次，都沒效果，眼看著這一家人因此結下仇恨，很著急。
洪秀珍趕緊給“高參”打電話，請求支援。李忠富趕到村上，經過初步了解情況，他確定了“先析產，再繼承”原則。在調解會上，他拿出一張紙，將枯燥的《繼承法》生動化，一點點畫起了關系圖：因為周平女兒尚幼，沒有創造財產，于是將家產按照4：6分割，周父占40%，而再將王珍所得的60%分出一半屬于周平的份額，作為遺產再行繼承，4個繼承人均分，最終周父周母共得總財產的55%。
李律師的 “關系圖”，簡單明了，合情合法，讓在場的雙方都很服氣，連周圍的群眾都心悅誠服，普法也悄然進行。最終，雙方達成了調解協議。
“只有把問題一點點給農民分析透，他們才會從內心接受。不然，雖然有時候妥協，但心里一直是個疙瘩。”李忠富說。
“如今，能解決的我們自己搞定，太專業的我就請‘高參’相助。”洪秀珍笑道，通過QQ問、電話聊，她隨時與李律師保持聯系。
做法>>>
幫手好不好村民說了算數
“原來沒有駐村律師，群眾遇事情，往往干著急沒辦法；或者私下解決，弄不好就小事成大事，民事變刑事；再或者找村干部，而有些干部也許方式不當也許公信不足，使得簡單問題難以解決，甚至導致矛盾激化。”溫江區司法局局長劉靜說。
2006年7月，溫江區率先在全省提出“一村（社區）一律師”活動構想。2007年，溫江將此項工作列入十大惠民行動，區財政專門拿出財政經費用于律師的工作補貼，從37萬增加到2009年的55萬。
從此，“大律師”每月一次坐班駐進了“小村社”，免費解答群眾法律咨詢、代寫法律文書、為糾紛化解提供法律幫助等司法服務。溫江區司法局還制作了2000個律師法律服務便民公示牌、10萬多張便民聯系卡。溫江區司法局副局長鄧小丹說，村民只要撥打卡上的律師電話，就可以24小時免費獲得法律幫助。
一來二去，駐村律師們在村民眼里，成了不住在一起的好“鄰居”、好幫手。
“有時候半夜村民都會打電話過來咨詢法律問題。他們是把我們看成救星、親人才會這樣做。”丁松林看來，質樸的村民找他咨詢，是考慮再三的，如果律師再不幫忙，農民更會失去信心。
丁松林奔波5次，幫助在沙場摔殘的打工者劉江討回拖了2年多的賠償后，劉江拄著拐杖給他跪下，那一刻丁松林覺得怎么辛苦都值了。“劉父哭著說他們只敢想討個三四萬，沒想到賠了七萬。”丁松林說，農民的這種“我的就是我的，你的我絕對不要”的樸素維權理念多次打動了他的心，“我的第一感覺不是成就感，而是覺得他們太需要法律幫助了。”
漸漸的，丁松林和村民們處出了深厚的感情。天源、天星村的村民看到丁律師到村上了，干活都停下來，圍著他拉家常；有的還經常打電話邀請丁律師來家里吃飯。
“這種精神收入比金錢重要。”丁松林說，其實當駐村律師對自己也有益處，從長遠來看，隨著農村的法律需求越來越多，這對律師的案源擴大也很有幫助。
隨著村民法律需求日益增多，對“鄰居”們常串門的渴望也在增加。針對這一情況，今年4月，溫江區司法局在永寧鎮整合鎮上駐村社區律師力量，派出律師每周四在鎮政務便民大廳坐班。“這保證了律師就近服務每周不斷檔。”鄧小丹說。
幫手好不好，村民說了算。2008年末，溫江區天源村支部書記代仕群帶領村民代表，認真地在一張表上給“鄰居”打勾提意見，丁松林得到的評語是“滿意”，村民的滿意最終變成丁律師辦公室擺放的一張優秀證書。
在司法局，記者翻閱厚厚的測評表，發現對于少部分沒有盡到責任、甚至面都沒見過的律師，測評表上的意見也相當直率、辛辣，大部分表上都有著希望律師再多到村上走走的建議。
“我們還通過村民參與坐班登記、電話暢通情況、辦案與報酬掛鉤、個案獎勵等方式，綜合地對簽約律師進行監督考量，再發放補貼。”鄧小丹說，去年溫江區司法局還更換了6名駐村不合格的律師。
升級>>>
列席兩委會把關基層決策
2008年，溫江區壽安鎮黨委書記王澤軒在某次會議上舉了個例子：一位村民走進辦公室，舉著一張法律服務便民聯系卡告訴他，王書記你這個事情應該這樣辦，我已經咨詢過駐村律師了。“現在村民有幫手了，我們必須提高依法行政的意識。”王書記笑道。
的確，法律援助應該不僅僅停留在農民出現法律需求時送幾場“及時雨”的層面上，而應該為整個基層民主法治建設建立一套法律決策意識及機制。
今年3月，壽安鎮天源村召開村民大會，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大會有個客人列席，他就是丁松林律師。“開會前幾天，他們就打電話告知，我也做了一些思考和準備。”丁松林說。
村民這次討論的主要議題是關于農村超生娃娃的問題。
超生按規定要向國家繳納社會撫養費，但有些人寧愿繳費也要多生，影響很不好。不僅如此，超生的娃娃將來還是要上戶，得分地，就要分享集體經濟待遇。
產權制度改革后，很多村民就不樂意了，“超生娃娃本來就不對，憑啥還要分我們的土地？”大家議論紛紛，卻拿不出主意，有人把目光投向了一旁聆聽的“幫手”。丁律師成竹在胸，把思考后的想法講了出來：既然土地屬于全體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那么超生戶應該向所有成員支付費用，數目也不小，這樣既可以使得村民利益得到補償，也能有效抑制超生之風——這個富有創造性的建議得到了村民的一致認可，最終表決通過，形成《天源村計劃生育村民自治章程》，丁松林律師不僅審核細節，還親手打印成文。目前，這一做法已經在壽安鎮全面推廣。
“現在我們的村規民約制定都要通過村里的大律師審核把關。”天源村支書代世群說，
而這所有的嘗試均來自丁松林律師在一次會議上提出的建議：讓黨員律師列席村黨支部會議，非黨員律師列席村委會，參與村上決策和管理。
“這既可以增強基層干部的法律意識和依法管理事務能力，也能提前防范和減少決策、管理中的法律風險。”鄧小丹說，丁律師的建議、嘗試和區上的思路不謀而合，今年8月7日，溫江區下發《關于實行駐村（社區）律師擔任村（社區）法律助理的通知》，正式將駐村律師列席村兩委會的做法在全區推開。
（文中部分案件當事人系化名）
記者手記>>>
一村一律師 四兩撥千斤
政府埋單，將矛盾化解在基層，用少量投入換回的是社會成本的巨大節約，同時還減輕了農民負擔。
“兩年來，村民村干部的法律意識和素質提高非常快。”丁松林律師告訴記者，“天源村有個糾紛，村上的張主任咨詢我時，提出自己的看法，我覺得他說的已基本對路了，水平比我剛和他接觸時大大提高。”
粗略統計，溫江區駐村律師共提供各類法律咨詢10206次，代寫法律文書396份，代理民事訴訟案68起，開展法制宣傳273場次，培訓講座118場次……“一村一律師”制度正深刻影響著當地農村基層組織、村民的觀念和行為。
溫江是個縮影。記者發現，“一村一律師”目前也存在著律師積極性不高、村民及基層干部重視不夠等問題。這項機制能否長效發揮作用，還需要政府在資金、政策上加大投入，將政府的服務行為與律師的市場機制有機結合；而律師作為社會主義法律工作者，也應增強社會責任感，更多地走進農村這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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