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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參政：從地方到中央的漸進
日期：2006-03-06 作者：李慎波 閱讀：4,132次
“兩會”前的期待每年的全國“兩會”總會給人們帶來新的議題和期待。今年的“兩會”亦然。
2 月 26 日，許多關于“兩會”的議論已經漸次在各大媒體上展開。而司法部研究室副研究員劉武俊關于增加律師、記者人大代表比例的言論，使人們再次注意到律師參政的議題。
劉武俊是來自律師管理部門——司法部的學者，他對人大代表立法能力的提高表示了很大的希望：“人大代表是重要的立法角色，擔負著提交立法動議、審議合格表決法律草案等重要的立法職能，因此必須具備良好的立法素養和較高的立法能力。我建議從優化人大代表的結構上入手為提升立法能力創造條件。”
與此同時，劉還提出了自己的解決方案：“建議進一步優化和改善人大代表的現有結構，適當增加律師、記者這幾類職業角色的代表比例。作為‘法律人'的律師和作為‘新聞人'的記者，具有某些職業個性：客觀、中立，專業化程度高，角色的民間性較強，具有敢于仗義執言的職業個性。律師和記者這兩種角色的職業特質和職業個性，的確與人大代表的職業素養要求頗為吻合。”
在此前的 2 月 22 日，北京市華堂律師事務所的一級律師王沐昕也發表了類似的看法。一篇題為《一個律師關于全國人大代表構成的胡說八道》的文章，發在他個人的博客上。他寫道：選舉法沒有對代表的資歷做出規定，這就導致了一個與依法治國非常不和諧的結果，即許多代表不僅文化水平較低，對法律一無所知，甚至可以說是法盲。當前，我國政府機關和司法機關的準入資格至少是本科學歷，還要經過公務員考試和司法考試。任務的繁重和知識的需求遠遠超過公務員的人大代表，卻沒有任何資歷方面的規定，這對于已經邁入 21 世紀的中國來說，是非常不和諧的……律師可以協助執政黨有效地監督其行政和執法機構。這種監督會使依法治國的內涵得以升華，具體表現為高質量的立法和嚴格的執法。
盡管兩人的身份不同，但不難發現他們對當下全國人大代表的立法能力的提高都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其實，此前相關的討論一直沒停止。
律師如何參政
我國律師制度恢復重建 25 年來，律師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據不完全統計，在現有 14 萬律師（ 1 萬多家律師事務所）中，已有約 1000 位律師成為全國各省、市、縣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尤其在十屆全國人大、十屆全國政協中各有 8 位代表與 5 位委員（其中伍增榮是連續三屆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可見，中國律師已逐漸開始參政、議政。
2005 年 3 月 30 日，在中國政法大學舉辦的“百家講壇之暢談兩會法學熱點 再續神州司法華章”大型論壇中，全國人大代表、北京鼎業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許智慧律師就律師參政、議政的意義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在論壇中，許律師認為律師參政、議政具有先天的優勢。全國人大是國家的立法、監督機構，是國家最高的權力機關，這就決定代表們要具有一定的專業知識背景和廣泛的代表層面，而律師這兩點都是具備的。
首屆全國十佳律師、北京市岳成律師事務所創辦人岳成律師，一直支持律師參政。 2005 年 12 月，岳成律師參加了新華網的在線訪談。
在被問及“律師參政是否有利于法制建設”時，岳成表示：“律師這個職業是用法律為當事人服務的。律師的出現是民主、法制的產物。律師的參政在一些發達國家很普遍。我國律師參政也是越來越多了。律師參政有一個好處，律師的思維是法律的思維、理性的思維，參政會帶給人們法律思維、理性思維。律師更多的參政能提高行政管理人員的法律意識。律師無論在立法、司法還是其他方面越活躍，越標志這個國家民主法制建設的完善。”
除了來自律師界的廣泛贊成外，有關學者與官員似乎對律師參政也表示了極大興趣。 2003 年，就在中國律師首次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之后，司法部分管律師工作的副部長段正坤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我欣喜地看到，律師進入全國政協委員行列，這說明我國在依法治國的進程中，黨和政府對律師的重視。黨的十六大提出，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中介組織應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律師作為中介組織，理應在維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常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地方已在實踐
1988 年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式上代表發言通稿，在表決通過政府工作報告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決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決議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決議時，王工等代表分別站起來即席發言，而且連續發言四次，這是空前的。而當時王工代表就是律師，王工與梅養正、廖瑤珠、晉輝等 4 名代表都是第一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這被看作是中國律師開始登上國家政治舞臺的標志。
律師參政在地方可能還要早一些甚至步子更要大一些。近年各地律師參政與從政的例子不在少數。
2002 年 4 月，安徽省九屆人大常委會第 29 次會議任命汪利民為該省高級人民法院的副院長，他從 1984 年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開始，整整做了 18 年律師。如今的汪利民已經在副院長的任上干了近 4 年。他本人也在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的名單當中履行著一個代表的職責。從律師到法官到全國人大代表，汪利民從當時到現在依然是律師從政和參政的一個標本。
2005 年 8 月 12 日，浙江省委副書記、省長呂祖善，常務副省長章猛進，在浙江省人民大會堂為省政府新聘任的 10 名參事頒發了聘書，其中一位是浙江省律師界的代表，浙江中銘律師事務所的主任、高級律師王志銘。
盡管，與汪利民的直接擔任審判官員不同，但王志銘被聘任為浙江省政府的參事一事本身亦顯示出了地方政府對律師參政的極大認可。
律師協會受地方人大委托起草法律，是律師群體參與立法的一種新形式。兩年多前，重慶市由 12 名律師起草的《重慶物業管理條例（草案）》經該市人大審議通過，也是律師參與立法的一次有益嘗試。
2005 年 7 月 1 日，由廣東省珠海市人大常委會制定的《珠海經濟特區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條例》正式實施，率先以地方性法規形式全面禁止電動自行車登記上路。對此，北京東方公益法律援助事務所曾在京召開研討會提出質疑，并準備根據《立法法》的有關規定，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其合法性進行審查。
除了提交類似的立法審查建議外，律師還通過各種自擬“立法草案”，直接參與立法活動。網上公布的公款吃喝一年消費 2000 億元的消息后，北京京都律師事務所的韓傳華律師用了 3 個多月的時間調研、查閱資料，并在此基礎上寫出了一份長達 4700 余字的制止公款吃喝的立法草案。去年在成都，李宗發律師慎重地向省人大提交了一份《四川省父母子女家庭關系規定》即《孝法》的立法草案建議稿。
新一屆的各級“兩會”代表、委員中，法律工作者明顯增多，其中尤以律師（特別是專職律師）增多最為引人注目。據北京市司法局和北京市律師協會 2003 年 5 月的不完全統計，目前，北京律師中，擔任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有 21 人。
據統計，上海有 11 位專職律師走進“兩會”會場，比上一屆翻了一番多。而目前共有團體會員（律師事務所） 1100 多家，個人會員（律師） 1.1 萬多名的廣東省律師協會中，各級人大代表與政協委員的數量也相當可觀。
著名法學家江平教授曾說：律師興則國家興。但如果置現狀于不顧，故意拔高我國律師的現實地位，就會對人們產生誤導，從而影響社會對保障律師權利、改善律師狀況、提高律師地位的積極性，最終影響律師業的健康發展。
地方各級人大和政協的實踐似乎印證了江平教授對律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作用的判斷。
困惑與希望
律師素有“天生就應該是立法者”之稱，律師參與政治當是再自然不過之事。著名法學家賀衛方寫道：“凡是法治發達國家，律師們的用武之地都不僅僅限于司法領域；他們在更廣泛的社會事務管理方面發揮著重大的作用。在西方，律師從政早已不是什么新鮮話題，甚至世界上有很多現在或曾經的國家元首、政府首腦是律師出身。在美國，律師出身的參議員竟高達 60 ％。從開國總統華盛頓到現任總統小布什， 42 位總統中竟有 26 位總統出身律師，占總數的六成多。當然，美國是一個典型，但并非是一個特例。
英國、德國、俄羅斯、阿根廷皆是如此。律師執業靠筆才和口才。要雄辯，就要有使枯樹開花的筆才，要有使頑石開口的口才。這正是政治家的基本功。哪個職業能讓人訓練這般基本功 ? 律師平時的工作其實就是天天在進行政客的基本功訓練。所以律師與政治家僅是一步之遙。
然而在中國，律師參政似乎依然是在困惑與希望之間漸進。
在表達對律師參政的贊成態度的同時，岳成律師亦提示：律師參政后，其身份是雙重的，既是律師，又是人民代表，這一雙重身份必然產生角色的沖突和角色的模糊。比如：他在會見、閱卷、調查時，作為律師，享有法律規定的權利和義務；作為人大代表，也享有代表法所規定的權利和義務。與雙重身份相對應的是雙重行為，當他以律師身份進行活動，其行為屬個人行為，行為的法律效果歸屬于其個人；當他以人大代表身份參政時，其行為屬于公務活動，行為的法律效果歸屬國家權力機關。個人行為是個人意志的反映，而公務行為則是國家意志的體現。由于律師的個人行為與人大代表的公務行為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行為，它不僅關系到該行為自身的法律效力，而且直接關系到該行為的法律后果和法律責任由誰承擔的問題，因此，將兩者區分開來具有重要的法律意義。
同樣持支持態度的劉武俊副研究員也在其文章中表示：“坦率地講，對某些學者對律師參與政治的過于強烈的呼吁持有異議，主張中國律師保持自身職業角色的邊緣性，有節制、有限度、有理性地參與政治。這不僅是因為大多數中國律師對政治參與的主觀欲望和客觀條件與學者們的期望值相距甚遠，更重要的是保持律師職業角色的邊緣性是律師這一民間職業生存和發展的內在要求，同時也是律師角色的民間性和自治性的應有之義。因此，筆者提倡尊重、維持、呵護律師職業角色的邊緣性，同時亦鼓勵確實具有從政愿望及相關潛質的優秀律師走向政治、參與政治，實現由法律人向政治人的角色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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