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澇病”該怪誰
城市治水必須著眼于整個城市系統的安全,既要做好新城與舊城的銜接,也要放眼未來,充分考慮城市人口、城市建筑劇增等多方面因素,提高管網建設標準,從根本上解決城市內澇難題
“終于知道,為什么我們開的是車,交的是車船稅了。”一句玩笑話,卻牽出了人們對“城市內澇”這個不算新鮮的“城市病”的無限無奈。
然而,這樣的玩笑或許還將流傳一段時間――6月27日,中國天氣網報道稱,“預計今明兩天,華南降雨格局將基本維持,江南也會逐漸加入這一隊伍。黃淮、江淮及長江以南大部地區有小到中雨或雷陣雨,其中,江蘇中部、江西中部、湖南中部、貴州東北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廣西大部和廣東沿海等地有大雨,局地有暴雨。”這或許意味著,困擾不少地區的城市內澇很難在短時間內徹底結束,且可能會有擴大與加劇之勢。
與此同時,由城市內澇引出的對城市發展的新思考,也成為業內關注的焦點。“城市發展不能脫離實際,更不能只顧經濟發展而忽略民生建設。”昨日,上海交通大學城市與區域經濟研究所所長高汝熹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說,“本次諸多地區出現的城市內澇現象,并不是由于偶然或突發情況才導致的,這其中,勢必有‘人’的因素。”
多地內澇
所謂城市內澇,主要是指由于強降水或連續性降水超過城市排水能力致使城市內產生積水災害的現象。這一現象在過去數十年中并不鮮見,但近年來卻顯得尤為突出,且愈來愈嚴重,如內澇現象不像原先,僅發生在一些中小城市,不少大城市或特大型城市近年來也飽受內澇的困擾。一則2008年來自《東莞日報》的報道就援引東莞市副市長嚴小康的話稱,“連續5年來,平均每年的洪澇災害造成的損失超過5億元。今年(2008年)6月發生的內澇災害,造成8人死亡、1人失蹤,經濟損失27億元。”
到了2011年夏天,城市內澇再次引爆公眾的神經。進入5月以來,隨著中國南方地區持續遭遇強降雨的侵襲,浙江、湖北、江西均出現了嚴重的內澇。6月19日,記者在武漢的朋友將簽名改成了“武漢,看海,速來,釣魚者也可商榷”。“長這么大,見過積水的,但沒見過這么嚴重的積水。一些低點地區的積水,足可邁過公交車的一半車身。”朋友在電話那頭對本報記者描述。另外,在這幾天的天涯論壇上,有關武漢內澇的調侃性帖子甚至屢屢排在前列。
不止是武漢,遭遇網友們調侃的還有杭州、南昌乃至上海等省會城市或特大型城市。具體的段落是,“在杭州,最浪漫的事,就是帶著你心愛的人去西湖邊看海;南昌繁華街道可行舟、可垂釣,‘中國水都’終于實至名歸;上海地鐵成了‘水簾洞’”。早前已被網友調侃為“逢雨必澇”的北京這次的負面影響力更大。不僅諸多微博平臺在北京暴雨后,第一時間將北京遭遇的城市內澇作為主打話題推上最顯眼的位置,由城市內澇引起的其他“大城市病”也一并顯現,如嚴重的堵車問題。
技術差異
對于每年夏天幾乎都會發生的“內澇”現象,有人在微博上從技術角度探因稱,“中國目前各大城市的排水系統,均在原蘇聯專家的手把手規劃下,慢慢成型。但一個現狀是,原蘇聯是高寒地區,大部分地區降水較少,排水系統設計上較為保守。原蘇聯式排水,即‘下水管網’,在5米到10米深的地下建設排水管網。但這種排水管口徑很小,難以對付大流量的來水,雖很適合原蘇聯的排水需求。但在中國許多地區,年平均降水量都在1000mm以上,原蘇聯模式根本不適應中國現實。這便是中國城市目前‘逢雨易澇’的一個重要原因。”
與這個觀點相對應,近來人們紛紛在討論一個現象,就是江西贛州因900年前古人建設的城市工程而“千年不澇”。同時,不少報道也在探究青島“不澇”的秘訣,就是100多年前德國式的下水道工程。而如果比較國外的排水系統,也可以發現,中國在相關的城市規劃中確實不如西方一些發達國家。據稱,英國倫敦的下水道雖幾百年前就已建成,但至今仍在發揮重要作用,甚至成為倫敦城市旅游的著名景點之一;法國巴黎的下水道系統用了300多年了,也未出現多次反復的內澇現象。“這反映了一個城市管理者、規劃者和建設者的城市發展規劃理念。”對于這種對比,有網友總結稱。
“人”是本因
然而,在專家看來,無論是技術問題還是標準問題,都不是根本問題,因為“人”才是城市“內澇”的最根本因素。一個鮮明對比是,在不少城市提出建設區域性金融中心、地標性建筑、摩天大樓等諸多被一些專家稱為“形象工程”的同時,卻在城市規劃、下水道建設等事關民生的建設中,投入了少之又少的支出。對此,專家指出,這些反差所顯現的,或仍是GDP崇拜思維在作祟,“畢竟,相較于后者,前者更能為相關部門帶來可觀的收入、經濟增速的發展和‘面子’”。
有評論認為,“越是人們看不到的地方,越能檢驗城市管理者的水平;越是被人們忽略的細節,越能看出管理者的智慧;越是那些貌似不起眼的地方,越可能在緊要時刻考驗管理者的應對能力。下場暴雨就讓城市窘態百出,幾成澤國,便不能不讓人對這座城市的發達指數和相關部門的管理能力打個問號。”
當然,可喜的是,不少城市也認清了自己的問題。浙江省建設廳規劃處處長姚昭暉就坦承,城市排水系統建設的滯后是掣肘城市排澇功能的主因。“與近年來快馬加鞭式的城市地面建設相比,城市排水系統的建設卻跟不上步伐。面對傾盆大雨,城市排水系統‘小馬拉大車’,顯得力不從心。”他對新華社記者說。
江西省建設廳城市建設處副處長李日龍日前也對外表示,城市排澇規劃建設存在限量,應當允許特大暴雨有一定的排水時間,“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城市擴張、人口規模擴大,排水系統的管網建設跟不上城市發展,很多城市歷史欠賬嚴重”。
如何治澇
與此同時,如何治澇也被排上了議事日程。記者查閱資料發現,從2008年開始,廣州的南城就通過完善排澇站、改造排水管網、新基河清淤等措施,大大增強了片區排澇能力。廣州市也在去年將治水思路進行了轉變:從農村水利到城鄉水務轉變;從治理洪水到管理洪水轉變,同時,廣州進一步提高排水系統防洪排澇標準,并規范地下空間的建設管理。
也有評論稱,對于治水,城市管理者需要進行三方面的思考:首先,如何做好暴雨預警機制和及時的應對機制;其次,應考慮如何合理規劃城市,特別是“地下風貌”的建設,如改變在城市規劃中帶有濃重計劃經濟色彩和思維的理念和想法等,并改變重生產、輕環境的思維;再次,就是考慮如何有效應對突發的城市大澇等癱瘓局面,以避免全城癱瘓的出現。
新華社去年的一篇報道也曾建議,城市治水必須著眼于整個城市系統的安全,“既要做好新城與舊城的銜接,也要放眼未來,充分考慮城市人口、城市建筑劇增等多方面因素,提高管網建設標準,從根本上解決城市內澇難題”。
此外,相關城市或許也該參考這樣一則標準――中國臺灣的學者龍應臺曾以大雨來區分一個國家是否發達,一場傾盆大雨足足下了3個小時,“如果你撐著傘溜達了一陣,發覺褲腳雖濕卻不骯臟,交通雖慢卻不堵塞,街道雖滑卻不積水,這大概就是個先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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