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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談刑訴法修正：審判監督程序應納入修改范圍
日期：2011-09-06 閱讀：4,819次
“我覺得草案總結了我國司法實踐中一些成功的經驗和有益做法,回應了司法實踐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障礙,并相應做了調整。”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訴訟法教研室主任陳衛東教授今天（5日）就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接受《法制日報》記者專訪時說,草案根據經濟社會文化各方面的需要做了修改,有利于切實保障當事人和訴訟參與人的權益。
“草案從立案程序到執行程序,除了審判監督程序沒有涉及外,每一個程序都有修改或者增加,在我看來,每一個地方都是亮點。”陳衛東介紹了草案中幾個主要的亮點。
亮點一:“對強制措施中逮捕的條件進行了細化,對逮捕條件中的必要性條件進行了列舉式的規定。”陳衛東說,高羈押現象是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多年來都解決不了。此次修改,不僅僅是有利于對逮捕條件的正確理解和把握,更重要的是能有效降低逮捕率。
亮點二:“監視居住強制措施的性質有了變化。”陳衛東認為,此次修改把監視居住變成了一個非強制與強制之間的措施,具有非常大的靈活性和適用空間,既可以在犯罪嫌疑人家里執行,符合一定條件和經過一定的批準程序,也可以在指定的地點執行,更具有可操作性。
亮點三:“在偵查手段上增加了技術偵查和秘密偵查。”陳衛東認為,這使得偵查機關的偵查技術更加多元化,改變了過去單純依靠訊問、現場勘驗、鑒定、檢查這些傳統的收集證據的手段,走向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進行的技術偵查,同時,也可以采用秘密偵查手段。
“這使偵查機關應對危害國家安全、腐敗等特殊犯罪時,有了更有力的武器。”陳衛東認為,這一規定一定會對我國打擊犯罪有很大的幫助。
“技術偵查與秘密偵查是和限制偵查權相輔相成的,立法總的趨勢是限制公權,但也不能一味的把偵查人員的手腳捆綁住。立法在這一點上做了很好的平衡。”陳衛東補充說。
亮點四:“我國現行刑訴法在證據方面條文少,規定籠統,不具有可操作性,這次修改圍繞著構建中國特色證據規則體系、保證辦案需求,規定了一系列證據方面的內容,從證據的種類、舉證責任、證明標準、具體證據的審查判斷和運用都有體現。”陳衛東介紹。
“證據制度中最可圈可點的是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這是草案中最閃光的一點。”陳衛東說,這體現了我國刑訴法與國際公約的銜接,使得偵查人員不能把著眼點放在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
“不強迫任何人證明自己有罪不等于禁止任何人去證實自己有罪,這里面區別的點是自愿還是被強迫。我們禁止的是強迫,這一原則給整個刑事訴訟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從偵查起訴到審判都會有若干的顯現。”陳衛東強調。
亮點五:“草案在審判程序中增加了四個特別程序,彌補了我國在審判程序上只有普通程序而沒有特別程序的缺陷。”陳衛東說,這使得我國在應對像未成年人犯罪、精神病犯罪、沒收特定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財產以及刑事和解上都有法可依。
陳衛東認為,這些特別程序的運作不同于普通程序,它按照自己自身規律來設置,使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內容更加健全,也更加適應各類型案件審判的需要。
“此外,對證人出庭作證,草案從規范證人出庭作證的范圍,作證豁免權,不作證的法律后果,作證的補償和證人保護等方面進行了規定,這里面每個問題都是可圈可點的。”陳衛東補充說。
陳衛東建議,這次刑訴法的修改,應規范審判監督程序。實踐中,審判監督程序的問題很多:申訴難、申訴濫、再審程序任意啟動損害了法院的既判力,損害了法院的權威性,這需要進一步規范審判監督程序。
陳衛東舉例說,可否把申訴納入到訴訟中來,建立申請再審的這樣一種制度規定；再審案件由上級法院來審,經過兩次再審后,不允許再進行再審；再審不應當加重被告人的刑罰。
“附帶民事訴訟在草案中也沒有涉及,實踐中也有很多問題。”陳衛東指出,附帶民事訴訟在判決時是只賠償直接的經濟損失,還是像民事侵權責任法那樣,還要賠償死亡賠償金、傷殘賠償金、精神損害賠償金,在這些方面各地做法極不統一,有待立法給予及時解決。
“草案對于審判程序的量刑規范化規定得不夠。量刑規范化作為近些年司法改革中比較突出的一個措施,在全國已經大規模開展,但是,此次修改刑訴法沒有很好的吸收和總結這方面經驗,只是規定了一句原則性的話,有必要進一步加以規定。”陳衛東最后說。(記者李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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