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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的審判
日期：2011-08-01 作者：周 武
1982年8月底，市高院確認徐景賢、王秀珍以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為目的，積極參加江青反革命集團妄圖顛覆人民政府的陰謀，是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從事反革命活動的組織者、策劃者，罪行十分嚴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條適用法律的規定，以犯有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陰謀顛覆政府罪、策動武裝叛亂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誣告陷害罪，判處徐景賢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判處王秀珍有期徒刑十七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
1982年8月底，市中院確認陳阿大等人是江青反革命集團在上海的骨干，判處陳阿大有期徒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判處馬振龍有期徒刑16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判處葉昌明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判處黃金海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判處戴立清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判處朱永嘉有期徒刑14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審判期間，上述被告除馬振龍外均請律師或由法院指定律師為其辯護。
為彰顯社會主義法制，上海市律師協會組成了以韓學章為團長的律師辯護團。其中李樹堂、莊胤森律師為徐景賢辯護；趙珪、楊勇律師為王秀珍辯護；李國機、戈儀律師為黃金海辯護。本文記述的是李國機為“四人幫“骨干黃金海辯護的經過。
一
“文革”期間，李國機受“四人幫”迫害，所遭遇的侮辱和欺壓罄竹難書。他的妻子、兒女也跟著受牽連。他個人的遭遇使其對“四人幫”極其痛恨。可沒想到的是，審判“四人幫”在上海的余黨時，上級卻要他為“四人幫”骨干分子辯護。
“四人幫”及其余黨犯下滔天罪行，從人民的角度看，怎么判都不算重。因此，在感情上李國機并不愿意為他們辯護。但李國機認為，作為司法工作者，律師的職責是保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思來想去，李國機接受了上級的委派——為“四人幫”骨干分子辯護，使被告接受人民的審判，認罪服罪，心服口服。
辯護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其中也曾有過波折。據李國機后來說，有人怕他在法庭上動感情，給審判工作增加難度，于是向上海市委政法委領導反映，提出不要他參加律師辯護團。時任律師辯護團團長的韓學章，專為此事向上海市委政法委領導匯報，談了她個人的看法，時間達幾小時之久。她認為李國機是受“四人幫”迫害很深的受害者，為人立場堅定、是非分明、水平高、顧大局，又是一個富有經驗的老律師，完全有能力做好辯護人的工作。經她的仗義執言，李國機才被同意成為辯護團成員之一。
二
在具體分派辯護任務時，李國機原被指定為“四人幫”在上海的某骨干分子的辯護人。他為此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并寫好了辯護詞。可是當向原管轄上海市九個局的市財辦主任黃金海送達起訴書，并問他是否要律師為他辯護時，他反問道：是否可以由本人專門委托辯護律師?回答自然是肯定的。結果黃金海在監所向管理干部提出要李國機擔任他的辯護律師。
韓學章團長把黃金海的要求向李國機轉達，令其頗為躊躇。若同意更換，一則他為第一個被指定的“四人幫”骨干分子所做的準備工作勢必前功盡棄；二則聽說黃金海此人很頑固，作好了對抗到底的準備。因為正式逮捕他時，他已寫好了77頁的反駁書，說自己不是“四人幫”的骨干，所做的一切都是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接到檢察院的起訴書后，他又寫了33頁所謂有根據的事實，為自己開脫罪責。擔任黃金海的辯護人，無疑難度很大。
韓學章看出了李國機左右為難的心思，對他說：“作為一個律師，是不能拒絕被告人提出為其辯護要求的。相信你一定能勝任。”話說到這份上，李國機不再推托，接受了黃金海的委托，當他的辯護律師。他選擇了曾在上海市第五律師事務所任副主任的戈儀律師當助手。兩人加班加點地閱卷、調查，做好開庭前的一切準備工作。
三
據李國機回憶，第一次在看守所與黃金海見面時，黃金海神色緊張不安，容貌也很憔悴。整整一天，李國機、戈儀律師兩位一言不發地聽黃金海滔滔不絕地講所謂的種種事實。他要么把問題拉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認為他的造反是為了忠于毛主席；要么竭力狡辯，什么事都是奉上面的命令行事。總之，他對自己的罪責毫無認識。
第二天，談到在上海搞武裝叛亂這—問題時，黃金海知道這一罪責證據確鑿，無法抵賴，于是他想出花招，要求李國機替他出謀獻策。
面對這個對法律毫不知曉的“四人幫”親信，李國機感到很可悲。他打量著這位表面上看起來很頑固，實質內心潛藏著難以掩飾的惶恐和不安的特殊當事人。他有求生的欲望，出于對律師的信任，希望李國機能幫他免于一死。針對黃金海的這一矛盾心理，李國機乘機抓住話題對他說：“律師的辯護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真正有罪的不能說成無罪，不是你的罪也不會強加在你的頭上。你只有老老實實毫無保留地坦白交待，才有出路。識時務者為俊杰。只有真誠地認罪，才能得到寬大處理。”聽了李國機的這一番話，黃金海開始感到自己罪行的嚴重性。他搖搖頭說：“我知道抗拒從嚴，但坦白也不一定會從寬。”李國機立即反駁道：“在不按法律辦事的‘文革’期間確有‘坦白從寬，牢底坐穿’的說法。但如今是實行法治的時代，是依法辦事的時代，所以才有律師來辯護。”
看到黃金海的情緒有所穩定，態度也有所轉變后，李國機便以他的家庭、妻子、孩子為話題，同他拉起家常，讓他認識到因為受“四人幫”的迫害，全國有多少冤魂、有多少家庭被搞得妻離子散；有多少為解放全中國出生入死的老干部，他們沒有倒在敵人的槍林彈雨下，卻被“四人幫”迫害致死。“四人幫”罪孽深重，人人痛恨，現在正是清算他們罪行的時候。你應該主動坦白交待，爭取得到人民的諒解和政府的寬大處理，這才是唯一的出路。
經過李國機義正詞嚴的駁斥和動之以情、曉之以理的說服，黃金海逐漸有了認識和悔改，決定收回充滿對抗情緒的“表白書”。
四
開庭時，黃金海坦白交待了自己的罪行，表示認罪服罪。在他所交待的罪行中，有些事與實情有出入，李國機便根據實事求是的精神為他進行了辯護。如青浦武斗一案，黃金海沒有參加。辯護中李國機就為其否定；他所犯的罪行，有些已有認罪表現，李國機則提請法庭予以認定，作為量刑寬大的依據。整個開庭，李國機為黃金海作了兩輪辯護。
黃金海在最后的陳述中沉痛地表示，“四人幫”之所以能橫行十年之久，是因為有他們這些骨干分子作為幫兇，推波助瀾。想到許多老干部被“四人幫”及其幫兇迫害致死，他感到有切膚之痛，說著說著竟還流下了悔恨的眼淚。最后法庭認可了黃金海有認罪和悔改的表現，對他作了寬大處理，判處有期徒刑15年。
審判“四人幫”上海余黨這一仗勝利結束，使李國機深深地吁了一口氣。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因為這一審判，黨中央非常關注，有關領導整日守在電話機旁聽候消息。對此，上海市委領導同志說：“審判‘四人幫’在上海的骨干，征服了黃金海，李國機立了一大功。”
上海律師辯護團為“四人幫”在上海的重要案犯徐景賢等八名被告進行了依法辯護，這是繼全國性審判之后，地方上又一依法辦案的例子，標志著社會主義法治的進一步完善。
李國機在歷史的審判中體現出一個律師的正義形象，他始終堅信“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唯有客觀事實才是最高權威”，為后繼者樹立了榜樣。
李國機從蜀中走來，他迎著半個世紀的風云，襄挾著人世滄桑的印記，踏遍一路坎坷，抖落一路霜花。辦案無數，仗義執業，錚錚鐵骨，堪稱共和國一代律師的典范。●
人物檔案
李國機（1925-2004），四川資陽市人，中共黨員。1950年復旦大學法律系畢業后在虹口區人民法院任法官。1956年調入上海市第四法律顧問處，成為新中國第一代律師。
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被錯誤打成“右派”下放農村勞動。1963年起在上海天章造紙廠當造紙工人達17年之久。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被平反。1979年重新開始律師工作。曾先后擔任上海市第一律師事務所、第二律師事務所、第五律師事務所主任。1988年開創了國內首家以個人名字命名的律師事務所———李國機律師事務所。
李國機曾先后擔任了3M公司、三菱公司、松下電工等四百余家中外企業常年法律顧問及劉海粟、朱屺瞻、程十發等社會知名人士的個人法律顧問，還擔任復旦大學歷屆校董事會董事，參與辦理了“游本昌名譽權侵權案”、“薛尚禮受賄案”等多起社會關注的案件，出版專著《李國機案例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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