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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有了貼身律師
日期：2007-12-04 作者：成都日報 閱讀：3,989次
今年，全市司法行政機關緊緊圍繞市委、市政府確定的“三新”突破年,及時指導全市律師緊抓城鄉一體化建設、服務產業發展、服務城市基礎建設項目等中心工作提供高質優效的法律服務。自今年3月全市律師奉獻進千村工程啟動以來，目前先后有3000多名律師深入到全市偏遠農村，為廣大基層群眾免費提供了法律服務，讓普通百姓群眾也能通過法律途徑維護其自身合法權益。實現了公民享受國家法律保障的平等權利。從溫江城區出發往都江堰方向行進大約20分鐘，就到了壽安鎮。11月30日，中午的太陽很大，鎮上人流如織。我們停下車打聽天源村的位置，鎮街上一位大姐努了努嘴：“就那邊不是！你們是找劉江吧？”
是的，我們找劉江。這個41歲的壽安鎮農民，幾乎在一夜之間成為當地的新聞人物；而讓他“成名”的人叫丁松林，準確地講因為丁松林是一名律師，而這名律師幫劉江完成了一件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通過非訴訟方式討回醫療費和工資。
農民，律師，這兩個看似難以形成交集的角色，偏偏在壽安鎮相互影響了一把。而把他們撮合到一塊的，是今年溫江區實行的一項制度：一村（社區）一律師。
故事
沒有司法局就沒有一村一律師，就沒有丁老師幫我，我就討不到錢，我全家都惱火了。
劉江把左腿褲角拉開，小心翼翼地褪下襪子，腳踝上露出一個凹進去的小坑。“里面還打了釘子；動腳的時候很痛。”劉江說著，神色既惶惑又驚恐，仿佛又回到了2006年5月20日。
那一天中午，劉江像往常一樣在國維沙場做工。這家沙場就在天源村，老板也是村里人，劉江在同村人手下當勤務工，家中田地交給老婆耕種，自己每月領取幾百元打工費，生活平淡而恬靜。不過那天劉江遇到了意外：他往打石機里面傾倒鵝卵石，機器的橫臂卻突然斜掃過來，劉江跳下高臺閃避，左腳踝粉碎性骨折。
接下來的一個多月劉江在醫院里度過，疼痛擔憂，身體精神上都承受了極大壓力。唯一讓他寬慰的是老板待人不錯，“我受傷的時候，他想用小車送我到醫院；后來也給我發生活費。咱們的事情終歸可以和平解決。”
出院后劉江算了筆賬，自己是6級傷殘，體力活是不能做了，今后的生活只能靠老婆，靠家里那幾畝地。因工受傷，老板怎么也要表示一下。劉江盤算著，老板對人好，我也不能獅子大開口，就讓他賠個六七萬，也算過得去了。
不想老板一口拒絕：最多三萬！多了我也拿不出，你要就要，不要拉倒！
沒有人愿意讓步，就這么耗上了。僵局直到今年7月丁松林出場，才被打破。
溫江區司法局辦公室里掛著一面錦旗，是劉江在11月8日委托村長送去的。“一村一律師，拯救我全家”，并不符合平仄要求，卻符合他平實的感情。
劉江說，這10個字是自己想了整整一晚才想好的。“沒有司法局就沒有一村一律師，就沒有丁老師幫我，我就討不到錢，我全家都惱火了。”劉江回憶說，今年7月，他找到了天源村張村長，請村長出馬幫自己討生活費。但是張村長也為難：都是本村人，自己又不懂法律，怎么協調？
“還好我想起了丁老師。”張村長不無得意地告訴記者，丁老師是在今年入駐天源村的，是律師，請他幫忙一定成。接下來的事情完全符合張村長的預判。丁松林在接到電話的第二天就趕到村上，先找劉江問明情況，又找沙場老板談判。此時劉江早已按捺不住，他告訴丁松林：再不給錢，我要打官司！
但以打官司為職業的丁松林卻讓劉江冷靜下來：一來打官司要錢，二來需時甚久，三來劉江沒有簽署勞動合同，打官司并非最“劃算”的方式。丁松林把同樣的話也告訴了老板，只是附上了他自己的建議：好好協商，別傷了和氣，和氣才能生財。
在丁松林的主持、調解下，劉江終于在今年9月領到了老板給的62000元生活費。劉江說，9月18日是付款的最后期限，因故未到現場的丁老師還專門打電話問他：“錢都拿到了嗎？”
制度
包括丁松林在內的59名律師與全區111個村和社區簽訂了“基層法律服務協議”，“24小時接受法律咨詢”、“每月到村（社區）坐班一天”等服務內容就此確定下來。
丁松林出現在天源村并不是巧合，而是源自溫江區司法局組織的“一村一律師”的惠民行動。區司法局副局長鄧小丹告訴記者，“一村一律師”的構想早在去年7月便已提出，并進行了為期半年的試點工作。在此基礎上，溫江區委、區政府在去年作出決定，將此項工作列為溫江區2007年十大惠民行動，并于今年在全區推開。在這一背景下，包括丁松林在內的59名律師與全區111個村和社區簽訂了“基層法律服務協議”，“24小時接受法律咨詢”、“每月到村（社區）坐班一天”等服務內容就此確定下來。
在四川天府律師事務所李忠富律師的“法律服務便民聯系卡”上，律師的服務范圍被寫得更加細致：擔任村（社區）法律顧問；協助村（社區）開展法制宣傳教育；指導、參與村（社區）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協助村（社區）對刑釋解教人員進行幫教……更多的具體內容則在當地農民中間口耳相傳：某某律師幫村上與投資者展開談判，某某律師與村民協商修改村規民約，等等。
困擾
李略在花土社區干得并不十分順利，調解糾紛、構建和諧，李略有一個看不見的強大對手，那就是當地的一些村規民約。
律師們的工作贏得了村民的普遍好評，但他們遭遇的麻煩也不少。一個被當地人視為“笑話”的事例可以說明這一點：某律師到村上坐班后名聲大噪，一位遠在青海打工的村民打來長途電話向他咨詢法律問題，結果這個電話一打就是70多分鐘，律師說得口干舌燥，村民就是不明白。村民急了，要律師到青海來面對面談，“馬上就來！”
其實這只是一起數百元的經濟糾紛。
但是李略笑不出來。“在‘一村一律師’搞起來之前，我很少接觸涉農官司，對農村、農民的事情也所知甚少；從這段時間的接觸來看，他們對法律的了解更少！”李略說，這個“笑話”其實并不可笑：如果沒有“一村一律師”，村民與法律的絕緣狀態恐怕還會持續好長一段時間，類似的“笑話”還會層出不窮。
李略是溫江區涌泉街道花土社區的坐班律師，照花土社區居民的說法，是“我們的律師”。不過李略在花土社區干得并不十分順利，調解糾紛、構建和諧，李略有一個看不見的強大對手，那就是當地的一些村規民約。
花土社區是在光華大道土地被征用之后，2005年才正式改村為社區的。雖然脫下了“村”的帽子，但居民的思維模式和行事方式卻相當傳統，這在征地拆遷補償中間表現得淋漓盡致：對于政府的安置補償方案，村民們并無異議，但在具體分配當中，問題出來了。
“上世紀80年代，一位女性村民嫁到了外地，后來她跟婆家不和，又回到本村居住。”李略說，這位村民在回村之際把戶口也遷了回來，同時按照村規民約寫下了保證：只是上戶，不享受社員待遇。這就形成了“空戶口”格局。只有戶口，沒有土地。
按照這一約定，社員代表們決不同意將土地補償費分配給這個空戶村民，甚至連安置費也不給。空戶村民心頭惱怒，帶著菜刀找社區鬧事：當官的整我，村民也整我，我就要討個說法！那邊村民也炸了鍋：當年你自己寫的保證，現今還真不認賬了？不要臉！
李略接到這個事情也頗覺頭痛，在他看來法律上有規定，只要戶口在當地，就應該得到安置費，這是以戶口為唯一前置條件的，在這一事件當中村規民約沒有法律效力。在李略和社區、社員代表反復溝通之后，這名空戶村民才拿到了自己的補償金，前提是補繳當年的提留款。
“事情拖了好幾個月才解決。”李略告訴記者，法律上清清楚楚的規定，但村民們往往視而不見，不少人總是以自己的習俗和想象代入法律條文，村規才是硬道理。
所以李略在一段時間內感覺艱難。有村民在外打工，掙到的錢自行花用，連老婆孩子也不能分一杯羹，家里繳不起電費，這個大套的村民竟然振振有詞：“你停電嘛！我常年在外打工，又沒用電，怎么能讓我出錢！”李略苦笑：你跟他講撫養義務，他最初聽而不聞；講到第八遍才若有所思，反問：“如果不撫養，會有什么后果？”
所以李略覺得自己應該盡心盡力。幫助大家調解矛盾糾紛、解決具體困難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讓那些心中無法律的村民了解法律、敬畏法律，學會用法律保護自己。盡管為農民們辦事拿不到報酬，但他依然堅持在這里坐班。“另一方面，農民們尊重律師、信任律師。我不能對不起他們的信任。”
深意
這一工作的成效短期內或者難以真正顯現，但長此以往，依法治區、政通人和、城鄉一體的溫江或許就在2007年奠定下了基礎。
不只是李略作如是想，“一村一律師”活動中的59名律師，幾乎都把村民的事情當作自己的事情來處理。在區司法局局長劉靜看來，此舉意義重大，律師們費盡心力可謂功德無量。“市委要求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成都又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我們認為城鄉一體不僅是要讓農民們的居住、生活物質條件與城區持平，在觀念上、意識上也要與城市接軌，革除陋規、將普法落在實處。兩方面齊頭并進，這才是城鄉一體化的真義。”
也許從這一角度上看，才能理解溫江區委、區政府何以對此事高度重視。區委將這一工作納入了全區重點工作目標考核內容，并將工作經費納入財政預算，列入專項開支，撥付專款用于律師的工作補貼……肇始于2007年的“一村一律師”工作沒有收官期限，它也許要持續十年、二十年；而這一工作的成效短期內或者難以真正顯現，但長此以往，依法治區、政通人和、城鄉一體的溫江也許就在2007年奠定下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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