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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委員給本市大氣污染“把脈” PM2.5何時從“播報”變“預報”
來源：上海法治報 日期：2013-01-29 作者：翟珺 王川 閱讀：4,286次
1月14日，四級中度污染； 15日、 18日、 19日、 21日、 22日三級輕度污染； 16日、 23日五級重度污染……進入冬季，上海空氣污染持續性表現為中度或重度污染。盡管近兩日本市空氣狀況有所好轉，但是，此前的連日陰霾讓全社會關注污染防治的目光久久不散。在今年的上海 “兩會”上，如何做好空氣的污染防治成了代表和委員的一大熱議焦點。在分組審議上 “搶”發言，會議間歇 “薦”議案，盯準政府部門 “問”對策……代表、委員們 “鉚牢”這一話題，積極探尋著防治之道。
立法保障亟待落地
市人大代表厲明今年專門就空氣污染問題向大會遞交了一份議案，指出空氣污染既是 “天災”，但更多的是 “人禍”。
然而，目前的法律卻過于原則，亟待配套細化的地方法規。厲明告訴記者，目前，上海對于治理大氣污染所依據的主要法律規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但其中鮮有可以直接操作的條文，使得治理大氣污染工作處于“有法難依”的窘境。 “因此，制定相關的地方性法規，讓大氣污染防治法落地，勢在必行”。
“這樣的地方立法，應當細一些，再細一些。”在這份名為 《空氣治污應法制化，建議制定大氣污染防治地方細則》的議案中，記者注意到，針對工業廢氣排放、揚塵污染、車輛尾氣控制的立法規范，厲明都一一提出了建議。
此外，他還指出，由于大氣污染種類眾多，存在于不同的專業領域，還需要不同政府職能部門進行聯合監督。
細化了規定，相關違法主體的法律責任也應定得明確些。 “沒有法律責任，法律引導和市場監督管理就不存在任何意義。”厲明說。
污染檢測要變播報為預報
上海當前面臨的PM2.5污染極具挑戰性，因為它是一種復合型的污染：既有直接形成的一次顆粒物，又有化合而來的二次顆粒物；既有本地排放的，又有異地飄來的；可能來自交通、燃煤、工業、建筑以及餐飲、秸稈燃燒等多方面……市政協常清委員在今年遞交的提案中分析了本市PM2.5的構成， “防治PM2.5的前提是查清它的來源與構成，否則只會事倍功半，甚至會出現反效果。”
怎樣才能摸清PM2.5的老底？在今年的兩會議案中，一份 《建設本市大氣污染超級監測站，提升污染預警防控能力》的議案令人眼前一亮。
何為超級監測站？議案的領銜代表楊新告訴記者，超級監測站可以針對大氣污染的全過程進行監測，站內配備先進的在線監測技術和研究人員，開展高污染的快速診斷及預警，更有針對性地進行大氣污染防控治理。
楊新告訴記者，目前本市對于大氣污染防治重視程度較以往而言提高了不少。 “五年前，有人問我，做大氣污染研究孤不孤獨？那會兒確實有點孤獨，”楊新笑道，“可五年后，咨詢大氣污染問題的電話經常打爆我的手機。”
目前常規空氣質量監測點位已基本覆蓋全市各區縣，監測項目包括PM10、 PM2.5、二氧化硫等等，已經能夠比較全面地反映污染的總體狀況和濃度水平。
但這還不夠。 “當前復合型大氣污染問題的成因、來源極為復雜，僅檢測常規污染物的濃度水平，無法從根本上解釋污染成因并進一步追蹤污染來源。”
楊新指出，就本市目前情況而言，建超級站其實不難，而建成之后的好處頗多，首當其沖的就是能為 “污染預警”提供支撐平臺，同時，他也建議，將空氣質量的預警和預報提前24-48小時告知公眾。
常清也指出，雖然本市關于PM2.5的監測點從4個增加到了24個，但依然沒有實現全市覆蓋和事先預報，將預報做得更提前，更加人性化，讓市民能夠提早進行防范，才更有意義。
應急大聯動再難也要上
談及大氣污染防治，厲明指出，在持續污染的狀況下，本市環保部門也出臺了空氣污染的應急方案以及聯動機制。然而，這些措施更多的是臨時性的、滯后性的、被動的， “污染一出，由環保部門一家推動，其他部門被動接受，全社會主動配合度不高，其治理效果可想而知。”
無論是代表議案和書面意見還是委員提案，指出這一問題的代表委員不在少數。楊新告訴記者，提出建設超級監測站的構想，也有以此為基礎，搭建多部門協同防控指揮的構想在。
“比如今天大氣穩定，污染物主要來自本地排放，那么可能就要考慮車輛限行等措施；若污染來自北方的大氣傳輸，可能就要考慮上游企業的減排。”楊新稱，盡管這樣牽涉到多地多部門的大聯動，協調操作起來很難，但這是努力的方向。
市政協委員周榮和尹京苑也不約而同地指出，治理空氣污染絕不能 “各自打掃門前雪”，因為僅靠上海本身的力量，根本無法單獨解決空氣污染問題，只有長三角聯合防控霧霾才是長遠之計。兩人也各自在提案中提出關于建立長三角地區霧霾聯防聯控的方案意見。
尹京苑告訴記者，建立長三角聯合防控霧霾體系給本市和周邊省市的環保部門提出很高的要求，落實起來難度較大，但是再難也要提出來，因為這是防治空氣污染的大趨勢， “早點考慮聯動的問題，不斷完善聯動機制，才有可能讓上海遠離霧霾天氣”。
為此，尹京苑建議由國家相關部委牽頭，長三角地區各政府部門主要負責人主抓，相關職能部門主要擔責，共同確定長效化工作機制，搭建穩定的溝通協作平臺。進而制定高污染聯動應急預案，啟動區域應急減排措施。一旦預報出現高污染日，立即啟動應急方案，分工協作實施應急減排措施，減少污染物排放。
推動新能源環保產業發展
常清委員認為，要想治理空氣污染，一定要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推動上海新能源環保產業發展，特別是要促進新能源、智能電網、新能源汽車的進一步發展。同時，上海也要突破技術示范應用上的瓶頸，加大扶持相關成果產業化的力度，加快一批節能環保技術的產業應用。如突破生物質能發電示范應用的瓶頸、推廣秸稈的綜合利用技術等。
市人大代表尹邦奇則在書面意見中指出，加快新能源純電動公交車推廣不失為改善城市空氣質量的有益之舉。
尹邦奇指出，本市是我國新能源汽車的主要研發和制造基地，技術成熟、產品成熟，可以商業化生產。純電動公交車不僅在本市成功示范運行，而且在外省市和歐盟等得到推廣應用，取得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
但是，在推廣過程中，車輛價格高、充電配套設施建設不完善等問題仍制約著這類車的推廣。對此，尹邦奇建議，本市應當加大對純電動公交車的推廣力度，制定出臺支持新能源公交車使用和生產的財政專項補助政策。與此同時，協調電力公司，加快純電動公交車充電站的建設。
在推廣 “綠色”產品的同時，常清委員也指出，有關部門也要防止不法商家借PM2.5發不義之財。
據報道，現在網上各種打著“防PM2.5”名頭的口罩不少，有的甚至打著 “PM2.5過濾效率大于99%”的口號，創造了日銷萬只的紀錄。而科學證明， PM2.5是非常細的顆粒，網售的 “防PM2.5”口罩噱頭大過實效。因此對于這些借機生財的不法商家，相關部門也應該有所作為。
污染日社會服務要跟上
大氣污染治理任重道遠，難以一蹴而就。如何在大氣質量沒有根本改善的前提下，將其對市民的影響降到最低？會場內，這個話題的討論熱火朝天。
厲明建議，對于重度污染日應該有一套應急防護措施。首先，建立提醒特殊人群機制：提醒兒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臟病、肺病等易感人群應當留在室內，停止戶外運動；督促中小學減少戶外運動；建議一般人群減少戶外運動和室外作業時間。其次，建立督導特殊對象機制：倡導公眾及大氣污染物排放單位自覺采取措施，減少污染排放。
“其實近年來，本市的PM2.5的總體水平基本保持平穩，變化的是PM2.5的構成，其中的PM1值略有上升。”楊新介紹， PM1恰恰是對能見度影響最大的指標，會帶給市民一種 “不舒服”的感受。
如果有了一套成熟的預報機制，那么相應的社會健康服務制度應當同步跟上。 “比如預報了會產生污染的日子，學校就能事先做好停課安排”，楊新向記者談了他的設想， “目前，正因為沒有預報制度，學生到了學校才知道今天嚴重污染，而要學校當天再做相關安排也很為難。”
楊新建議，諸如此類的社會服務應當形成一套制度，及時對市民提供健康服務指引，才能更有效地降低污染對市民的影響。
常清委員則指出，相關部門還要讓市民學會應對PM2.5，并改變不科學的生活習慣，以減少PM2.5的影響。
譬如針對汽車尾氣成因，相關部門可以采取宣傳、政策引導等方式，讓市民出行盡量減少開車，搭乘公交、地鐵等公共交通工具；針對煙塵成因，相關部門應繼續加大控煙、戒煙的力度，勸誡市民不吸煙，遠離二手煙；灰霾天氣少開窗，可以養點花草……
市政協委員陳麗則從另一個角度關注到處于污染中的人群。她在提案中強調，要關愛戶外勞動者，并建議制定空氣污染津貼制度。
陳麗指出，環衛工、建筑工等是接觸污染空氣最多、遭受侵害最大的戶外勞動者，他們長時間暴露戶外，吸入的污染空氣比普通人更多。在現有條件下，用人單位要盡可能為他們提供口罩等防護設備，將霧霾對他們的影響降低。
此外，還應注意到，霧霾已經成為不少城市常見的“冬季病”，那么從戶外勞動者的安全健康考慮，建議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局等相關部門出臺相關制度性的規定，就像“高溫補貼政策”一樣，多給戶外勞動者一些實實在在的關愛和保護，在空氣污染突破一定限度時，減少他們暴露在大氣中的勞動時間，并對他們提供一定的資金或物質補貼。
現狀
目前常規空氣質量監測點位已基本覆蓋全市各區縣，監測項目包括PM10， PM2.5，二氧化硫等等，已經能夠比較全面地反映污染的總體狀況和濃度水平。但依然沒有實現全市覆蓋，做到事先預報。
其實近年來，本市的PM2.5的總體水平基本保持平穩，變化的是PM2.5的構成，其中的PM1值略有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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