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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參政之上海模式
日期：2007-03-28 作者：田享華 閱讀：3,092次
律師的形象比較公正，以第三方的身份介入糾紛，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化解矛盾，效果往往比政府直接面對民眾好“抓住明年是市人大和政協換屆時機，爭取進一步增加律師進入人大和政協的名額。”3月24日，上海市律師協會（下稱“上海律協”）召開的代表大會上，會長呂紅兵直白地表達了上海律師參政議政的訴求。
實際上，近年來上海律師通過上海人大和政協的舞臺，已做了很多其他省市律師想做但還沒有做到的事。
初任培訓
3月14日，接連召開的上海“兩會”和全國“兩會”的熱潮剛剛褪去，上海律協對新任律師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進行的“初任培訓”就已經開始，培訓的目的是提高他們參政議政的水平。
上海律協的統計數據顯示，去年年末剛剛完成的上海市區縣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換屆選舉，換屆后律師當選區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的總數為91名，除去期滿退出的律師，實際增加人數是13，比上屆的78人增加了16.67％。截至目前，上海律師中的市、區兩級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共計104名，其中市人大代表、市政協委員達到13名，兩項數據均創歷史新高。
而且，上海律師數與上海律師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的比例首次突破了100：1，也就是說每百名律師中，就有一名律師擁有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身份，這一比例在全國排名前列。近4年來，上海的律師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在市、區（縣）“兩會”中提出了270余件關系國計民生及上海經濟社會發展、民主法治建設的議案和提案。
“接下來的重點，就是為律師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供全方位服務，切實提高上海律師的參政能力。”呂紅兵如是說。不過，他還是感覺有些遺憾，“現任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隊伍中，尚無上海律師，而全國也只有11名律師是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
在結束不久的上海“兩會”上，上海市級律師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又新提出了近20份頗有見地的議案、提案，其中市人大代表、上海市律師協會副會長錢麗萍提出的關于提請制定《上海市電子商務條例》的議案已列入市人大今年的立法計劃中。
值得一提的是，該議案正是上海律協“議案集體研討機制”下的精品產物。用錢麗萍的話說，“這是上海律師精心研究的議案，三易其稿、最終成形，不僅代表我個人，更是代表了眾多上海律師共同的立法心聲。”
上海律協已成為上海市制定法規、規章提交審議前必經的征求意見單位。上海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沈國明表示：“法治化需要專業的法律工作者，因為現代的規則如同網狀，非專業難以作為。”所以，他很愿意推動上海律師更多地參與人大和政協的工作中來。
近年來，上海律師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專業律師已經參與《公司法》、《證券法》、《物權法》、《刑法修正案（六）》、《勞動合同法》（草案）、《反壟斷法》、《上海市法律援助若干規定》、《上海市信訪條例》等50多件法律、法規的修改工作，提出了許多頗有見地且操作性強的意見或建議。
五路大軍
雖然今年起直接參政議政的律師大幅增加，但是上海社會學會會長鄧偉志教授在他領銜的一份調查報告中，還是認為：“目前上海律師行業整體情況而言，律師職業是一個高風險，同時也是一個高收入職業，但是與法制建設的要求和法律至上的原則相比，上海律師行業的社會權利和社會聲望還很低，無法與其職業所發揮的積極作用相匹配，律師行業的整體社會地位不高。”
所以，除了在各級人大與政協會議的“庭院”上建言獻策，上海律師還主動謀求讓法律走進社區，讓律師參與社會公共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而上海各區縣的政府機構也恰好迫切需要法律業的專業人士引導政府的法治化走向。
呂紅兵透露，現在的上海部分區縣，一旦發生突發性事件，乃至重大工程動拆遷，律師都成為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目前上海已有近200家律師事務所與近100個街道以及數十個鎮簽約，定期定點為社區居民提供法律服務。
2006年上海律協組織15名律師脫產半年參與化解信訪突出矛盾，尤其是動拆遷法律問題，一年來解答法律咨詢10143件，代理案件87件。
更具有價值之處還在于律師參與重大公共事務被制度化，其中上海市徐匯區的三級法律顧問體系以及律師進社區更走在全國前列。
“徐匯律師大約800余人，占上海律師十分之一強，但發揮的作用卻不止十分之一的力量。”上海市司法局副局長桂曉民如是說。這樣說的一個理由不在于這些律師年納稅總額超過5000萬元，而在于徐匯律師形成了一個“五路大軍”。
一是為區領導、委辦局、街道（鎮）服務的政府法律顧問團；二是與街道、居民小區結對，為社區提供定向法律服務的律所；三是到區法律援助中心承擔法律咨詢和援助工作的律師；四是每周同區領導參加信訪接待并提供法律意見的律師；五是形成了一支遇到突發事件、群體性矛盾或疑難復雜糾紛需要解決時，招之即來的律師骨干隊伍。
身在徐匯區的上海市周天平律所主任周天平一直就是“五路大軍”的積極參與者，他告訴記者：“徐匯律師每年花2萬多小時提供法律義務服務，如果按照每小時1000元計時收費，律師每年為社會創造的無形效益就達2000多萬元。”而真正的社會效益是難以用金錢衡量的。
化解矛盾
城市中最容易產生突發事件的，毋庸置疑，肯定是動拆遷，在上海也不例外。但是產生矛盾又如何處理，上海市各級政府的新意就在于邀請律師參與，無論是像軌道交通還是世博會拆遷，在矛盾還沒有被激化前，律師就已經介入。
2006年是徐匯區動拆遷量較大的一年，所以它當年就建立了17家律師事務所組成的法律服務志愿團，為動遷區域內的各街道（鎮）提供法律服務。
一直籌辦此事的上海市徐匯區司法局律師公證工作科科長于晟告訴《第一財經日報》：“律師的形象比較公正，以第三方的身份介入糾紛，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化解矛盾，效果往往比政府直接面對民眾好。”
雖然以前也有律師會參與解決動遷爭端，但并不像現在這樣制度化、常規化。在于晟的印象中，軌道交通七號線動拆遷以及襄陽路市場搬遷的問題尤其倚重律師的參與。七號線常熟路段動遷是徐匯區規模最大、難度最高、要求最嚴、事件最緊的動遷工作，去年4月8日，當時距離“一獎期”截止僅有三天（“一獎期”多在房屋動遷中使用，是指動遷單位為了確保動遷工作有序、順利進行，按照有關規定所制定的獎勵措施，即承諾動遷戶在規定期限內，一般以一個自然月份為界限，如果按照動遷有關規定與動遷單位簽訂了動遷協議給予一定的獎勵。有“一獎期”就有“二獎期”、“三獎期”等，但此后的動遷獎勵相對于“一獎期”的獎勵數額就會相應地減少，直至沒有獎勵），該路段動遷尚未簽約的就剩下王氏兄弟一家。而兩兄弟卻為房子實際使用面積、空掛戶口人數，對動遷款分配方案中各自所占份額意見不一。
雖然街道干部也參與調解，但始終沒有促成雙方的諒解，最終，該街道求助于志愿團成員、上海律協副會長徐曉青。徐曉青原本出差在外，他連夜趕回，直接到了動拆遷現場，與李家麟律師共同處理此事。
兩位律師從中立立場出發，為王氏兄弟分析了各自所謂分配理由的合法性、合理性、當前的局勢、僵持的弊端、動遷協議的公平性等，同時也幫助他們精確計算了拒簽動遷協議措施“一獎期”獎金的損失。在雙方矛盾緩和的情況下，二位律師還打破慣例，提出以往動遷中從未實行過的方案，即大部分的動遷款先由兄弟雙方平分，同時簽署動遷協議，余額由動遷公司作為第三方代為保管，待起訴法院判決后，除去支付的訴訟費用，再根據法院判決對余額進行分配。最終，這一方案得到認可，王氏兄弟在“一獎期”到期日的前一天下午簽訂協議，并且也化解二人之間的分歧。
最終，七號線常熟路段動遷在“一獎期”內實現了100％的動遷率，這幾乎近于奇跡。
回想最初接受動拆遷法律顧問的聘請，李家麟說：“接到電話，我想了兩天，我想得很清楚，這是一個燙手山芋，我已經年近花甲，在徐匯從事了近20年的律師工作，住在徐匯，口碑還算不錯，一下子‘走麥城’不劃算。”不過，考慮了兩天他還是答應了。
李家麟這樣評價律師們在社區的參政議政：“做法律工作的人，領導重視會增加律師的積極性，但若領導是假商量真主意的話，那做不好；律師也要有知情權，知道了更多情況，出于公心，律師也會服務大局；此外，律師通常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場，希望能夠幫助政府促進依法行政。”
去年轟動一時的上海襄陽路市場關閉得以平穩過渡，也有賴于其中一些法律顧問的出謀劃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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