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階段,因企業出海引發的跨境爭議案件日益增加。2024年,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CIETAC)受理涉外案件758宗;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SIAC)受理的新案件數達659宗;香港國際仲裁中心(HKIAC)處理的仲裁案件總數大幅增長18%——這些數據背后,是企業出海浪潮下跨境爭議的持續升溫。
因此,能夠駕馭國際規則、在仲裁與執行中為企業挽回損失的法律服務者,正成為市場的迫切需求。
基于此,由虹橋國際中央法務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主辦、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政府新虹街道辦事處承辦、上海市律師協會閔行律師工作委員會協辦的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系列活動【企業出海法律護航新生態——律師的機遇與行動】于10-11月期間,分別以“破局·爭端”“護航·交易”“制勝·規則”為主題,持續為中國出海企業提供系統化涉外法律服務支持。
10月28日,系列活動第一場“破局·爭端”,在虹橋國際中央法務區正式啟動。上海市閔行區司法局黨委書記、局長張珺,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政府新虹街道黨工委副書記周行君,上海市閔行區司法局黨委委員、副局長李賀,上海仲裁委員會財務與發展規劃部副部長朱若菡,上海市律師協會閔行律師工作委員會主任周郁生,上海市新虹橋公證處主任徐雪梅,上海市法律科技協會副會長、智合聯合創始人劉啟銘出席此次活動。
活動中,新加坡國際仲裁中心中國區主任張寸淵,新加坡立杰律師事務所深圳代表處負責人丘健雄帶來專題分享,為“破局·爭端”提供實戰思路;四位由閔行律師工作委員會推薦的涉外領域的資深律師,結合自身經驗分享了出海路上的“真問題”。
構建“人才集聚-服務升級-產業賦能”的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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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閔行區司法局黨委書記、局長張珺在致辭中表示,中國企業出海已進入全新階段,業務領域不斷拓展,跨境法律風險日益凸顯。新加坡、香港等國際仲裁中心案件數量持續攀升。這些數字背后,反映出高質量涉外法律服務的迫切需求。此次系列活動正是致力于破解涉外法律服務“低頻接觸-能力缺口”的困境,將通過三場專題論壇,聚焦國際爭議解決、跨境投融資合規、區域經貿規則等核心議題,推動前沿政策與實踐經驗直達一線。
發布首期“虹橋涉外法律服務優選名錄”
活動現場發布了首期“虹橋涉外法律服務優選名錄”,包括“虹橋涉外法律服務機構名錄”與“虹橋涉外法律服務人才庫”,內含52家涉外法律服務機構和145名涉外法律服務人才。這份優選名錄的發布,意味著出海企業能夠快速匹配專業法律服務機構,也將激勵更多法律服務機構和法律服務人才提升專業能力,并最終形成“機構-人才-服務”良性發展的產業生態。
三大窗口,中國律師的涉外法律服務機遇
張寸淵主任以《2025國際仲裁趨勢:中國律師的機遇與挑戰》為題,為在場律師與企業法務厘清了全球仲裁格局下的機遇窗口與破局思路。
作為全球領先的仲裁機構,SIAC的實踐數據與中國元素,成為解讀國際仲裁與中國關聯的重要切口。張寸淵主任介紹,SIAC的中國用戶數量長期位居外國用戶榜首,凸顯中國企業與律師對SIAC的高度認可。
在分享中,張寸淵主任提出中國律師面臨著三大機遇窗口:
1. 需求端增長。中國律師擁有更多參與跨境爭議的機會;
2. 政策端支持。涉外法治人才培養政策密集出臺,助力中國律師專業能力提升;
3. 技術端賦能。AI工具逐步完善,遠程聽證成為常態,國際仲裁愈發便利。
張寸淵主任強調,2025年及未來,國際仲裁仍將是解決跨境爭議的最重要方式。“中國公司、中國律師必將在國際仲裁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為全球仲裁生態注入更多中國智慧與中國經驗”。
跨境爭端,以專業破局各國法律“多元差異”
丘健雄主任以《破局東南亞:跨境爭議解決的最佳實踐》為題,結合其 20 余年跨境法律服務經驗,拆解了“爭端之困”的破解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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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出海東南亞面臨的首要挑戰,源于東盟各國法律體系的“多元差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法院系統與仲裁規則不一、爭議解決成熟度差距顯著、特殊管轄規則暗藏風險。
面對東盟法律體系的復雜性,新加坡憑借三大優勢成為企業破局關鍵:
1. SIAC仲裁高效中立,可應對復雜領域爭議;
2. SICC兼具“國際化+可執行性”,判決可在中、澳、歐盟等地執行;
3. 裁決執行有保障,新加坡仲裁裁決原則上可在東盟國家執行。
最后,丘健雄主任提出了解決爭議的核心:《新加坡公約》和AMA議定書。《新加坡公約》可實現國際和解協議跨境執行;AMA議定書更具實操性,SIMC調解成功率70%~80%,費用遠低于仲裁,和解后還可由SIAC作合意裁決,確保執行。
出海路上,中國律師和律所面臨的真問題
在活動尾聲, 上海段和段(虹橋國際中央商務區)律師事務所律師顧昭沁、上海京滬衡律師事務所國際商事法律部主任顏奇、上海中夏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監委會主任鄒娟娟、上海融力天聞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管委會委員龔毅 四位涉外領域的資深律師,結合自身經驗在現場講解了出海路上的 “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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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海真的需要中國律所嗎?」
顧昭沁認為,中國出海企業絕對離不開中國律所。原因有三:一是中國律所更了解企業,可以作為“第一責任人”,幫助企業與境外律所合作。二是中國律所沒有文化差異,企業可以避免因文化差異等問題與境外律所合作不暢。三是中國律所更為可靠,中國律所能將相關信息準確傳達至境外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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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業務,英語好可能是開始?」
顏奇在分享中提出,律師法律好、英語能力強,不代表客戶就要因此委托。他認為,客戶委托律師考慮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是客戶是否認可律師這個人,其次才會認可這個律師的法律服務。 在涉外法律事務中,一個好的涉外律師不僅需要法律和英語能力過關,還需要更多的了解國際政治、宗教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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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掘“常識”掩蓋下的法律服務需求」
鄒娟娟表示,出海企業往往十分了解自身行業的國際商務規則,但并不一定掌握相關法律知識。在這種情況下,在面對跨境爭議時,部分企業往往無法充分提供對自身有利的證據和事實。她認為,具有爭端處理經驗的中國律師,即便英語能力不足,也能成為上述企業處理境外法律爭端的強力支持。
「如何掌握主導權:客戶出海,中國律師如何“選、用”外國律師?」
龔毅提出,在選、用境外律師之前,中國律師應先要了解企業的核心需求。在尋找境外律所時,龔毅建議通過“權威榜單、背景盡調、案例核驗、實際溝通”四方面結合,并確立工作范圍和建立溝通機制,確保境外律師提供高效服務。
下一站
從戰略發布到趨勢洞察,從實戰拆解到思想交鋒,本次活動迎來了圓滿落幕。但這只是個開始,作為系列活動的第一站,我們挖掘了中國律師和法律服務的機遇和挑戰。后續即將召開的“護航·交易”“制勝·規則”兩場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系列活動將進一步為法律服務提供有力賦能,為出海企業夯實堅實基礎,為對外開放作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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