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敗訴以后
日期：2006-10-29 作者：林松根 閱讀：2,569次
某研究所計劃建立兩個實驗車間，工程由某建設公司承包建造。在項目竣工、結算工程款時，雙方為一筆5萬多元的“空調代購費”發生了激烈的爭執。結果研究所被告上法庭。一審建設公司勝訴，法院判決研究所應當向建設公司支付工程尾款30多萬元，其中包括53750元“空調代購費”。研究所不服一審判決，便聘請我代理上訴打二審官司。我接案后經仔細研究卷宗材料，認為一審認定該項事實證據不足。比如，雙方對“空調代購費”事先沒有書面約定，等等。所以，當我寫好《上訴狀》和《代理詞》交給研究所領導層討論時，他們一致認為二審肯定能打“翻身仗”！
然而，情況并不如想象的那么樂觀。建設公司在二審法庭上堅持認為雙方有口頭約定，即按照購買空調和音響兩項設備總金額的25%作為“空調代購費”；現在空調費9.5萬元，音響費12萬元，二者合計的25%即是53750元。但是我不能不請問：第一，既然是“空調代購費”，與“音響”又搭什么界？第二，空調費才9.5萬元，代購費竟要53750元，這如何說得過去？第三，“口頭約定”又如何證明它的確是存在的？可是，二審判決還是維持了原判，理由是：已經離任的研究所前領導當時同意支付該筆費用，所以現在不能改變。
二審判決下達，研究所上下一片嘩然。作為 律師，無論官司輸贏，按理我的代理程序已經結束了。但是在研究所人們的一連串疑問面前，我又覺得該做的事還沒有做完。
敗訴也是一所“大學”
我決定到研究所走一趟。
當時案件開庭，研究所各部門都派了代表到庭旁聽，所以他們對我并不陌生，而且很了解我是如何工作的；研究所的員工聽說我要去，都早早地把大會議室擠滿了；我到時，走道里都站滿了人——他們如此關心自己單位的事真令我感動：大家都清楚，5萬元事小，但意義不凡。
我坐到臺上，滋味不好受；所長陪著我，我開始發言：
“我今天是作為一個敗訴的 律師來這里的，所以我首先應當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歉意……”
不料，我的話被一陣熱烈的掌聲打斷，而且看上去不像是“喝倒彩”。這使我很快從孤獨和沉重的陰影中走了出來。
我接著說，我一向認為，一樁案件就是一所大學。因為它們涉及方方面面的知識，而且每個案件都不會完全一樣；需要學的、可以學的東西真是太多太多。如果我的這一親身體驗是正確的，那么今天我還要再加一句話：敗訴也是一所大學！然而，我們從敗訴中又能學到什么呢？
我先舉一個例子：比如踢足球，雙方踢來踢去不進門，那就不會有輸贏之爭；然后你終于踢進了門，爭議也隨之而來，甚至裁判也可能把踢進門的球再“吹”出來，理由可以是“越位”、也可以是其他的“犯規在先”，說明這個球可判進可判出，這就是爭議。于是有一位著名教練說：“你不要總是怨天尤人，今天怪這個，明天怪那個；最最過硬的，你踢進的球全場、全世界都看清楚了是個好球，難道裁判還能用手把它從球門里撈出來不成？”把這個例子用到官司上，這場官司判我們贏可以，理由大家都已知道；判我們輸也并不完全意外，因為畢竟你們的前任領導在審計報告上是蓋過章的，這就有理也難說清了！
“假如蓋章的人違法，甚至犯罪呢？我們也只能束手無策嗎？”一位員工大聲插問，并得到身邊好幾位的附和。
這個問題問得好，我回答。不是凡簽字、蓋章的東西都絕對有效；比如合同，即使簽字、蓋章了，在一定條件下，還是可能被撤銷，被確認無效的；甚至對公證文書，如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它的話，也可以推翻。這就是法律的“公平性”。本案中，“空調代購費”雖然無理甚至荒唐，但除非查清“同意支付”是犯罪行為，才能另當別論。可見，我們辦任何事，特別是涉及法律方面的事，必須達到“射門進球”干凈利落而不拖泥帶水的境界。用法律的語言來說，就是“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這不僅是打官司的需要，其中所體現的法治理念更是我們研究所實現科學管理、和諧發展乃至長治久安所必不可少的。
“敗訴 律師”受聘顧問
真想不到官司打輸了，我和當事人之間的距離卻更近了，不少出庭旁聽的代表甚至還在開會前特地到講臺上來安慰我，我不禁含淚感激他們的寬宏大量和真心誠意。兩個小時的“溝通會”飛快地過去了……
此時，只見研究所所長站起身來向大家宣布：“我們研究所這個‘球隊’也需要一位好‘教練’。領導層經過研究，決定聘請林 律師擔任我們所的常年法律顧問！”臺下又一次響起了長時間的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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