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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律師參政議政沖動:廟堂之上的諫言獻策
日期：2007-05-15 作者：哲 沅 閱讀：2,854次
律師，一個頗受人羨慕又頗受人非議的職業。如果不考慮職業風險和職業成本，也不考慮行業內分布不均的問題，單純從數量上分析上海律師的年平均約24萬元的收入，是2005年同期上海人均年收入18645元的近12倍。從經濟意義上說，他們屬于“富人”，因此律師行業越來越為人們所向往，法學法律專業也變得紅火。
但在普通百姓中，很多時候，律師也屬“道德敗壞型”，即認為他們是“富有的，混淆是非的，狡猾的、貪財的”；在某些公權力機關看來，也常認為律師是“麻煩的制造者”，或者是“司法部門的下屬，遇到麻煩就找律師幫忙，成為政府部門的‘消防隊’”。
但是，律師的真實狀況如何？怎樣化解在執業過程中遭遇的會見被告難、調查取證難、執業沖突引發報復和刁難，最終在種種誤解和誤讀中突圍，并且作為一股新興的民主化法治化力量崛起？
著名學者朱學勤曾在上海律協坦言，中國未來的領軍人物將從最初的人文官僚、技術官僚，最終轉到法政官僚，這幾乎是全球民主化、法治化國家的通例。而律師，是否就是未來中國法政官僚的后備軍，不斷在坊間傳說的“律師參政”是否真如想象中美好？
庭院爭鋒
“抓住明年是市人大和政協換屆時機，爭取進一步增加律師進入人大和政協的名額。”3月24日，在匯集上海各家律所負責人的一年一度的律師代表大會上，會長呂紅兵如此直白地表達了上海律師參政議政的要求。這或許在全國可能都是很少見的，律協會長會如此“赤裸裸”地表達這種政治訴求。
實際上，這些年上海律師通過人大政協的舞臺，已做了很多其他省市律師很想做而還沒有做到的事，而現在，不過是想做得更多。
更早幾天，接連召開的上海“兩會”和全國“兩會”的熱潮剛剛褪去，上海市律協就對新任律師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進行“初任培訓”，目的就是教會他們利用好律協這個大平臺，從而提高他們參政議政的水平。
據了解，在去年末剛剛完成的上海市區縣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換屆選舉上，換屆后，律師當選區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的總數為91名，除去期滿退出的律師，實際增加人數是13名，比上屆的78人增加了16.67%。截至目前，上海律師中的市、區兩級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共計104名，其中市人大代表、市政協委員達到13名，兩項數據均創歷史新高。
而且，上海律師數與上海律師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的比例首次突破了100∶1，也就是說每百名律師中，就有一名律師擁有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的身份，這一比例在全國排名絕對居于前列，要知道律師參與這兩種身份的競選并沒有專門的律師界別。
“律協接下來的重點，就是為律師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供全方位服務，切實提高上海律師的參政能力。”呂紅兵如是說。不過，他還是感覺有些遺憾，“現任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隊伍中，尚無上海律師，而全國也只有11名律師擔任了全國人大和政協委員。”而他本人，也還只是上海靜安區的政協委員。
雖然尚有遺憾，但是上海律師在“廟堂之上”參政議政，也已開始向著廣度和深度發展。近4年來，律師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在市、區(縣)“兩會”中提出了270余件關系國計民生及上海經濟社會發展、民主法治建設的提案和議案。
在剛剛結束的上海“兩會”上，上海市級律師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又新提出了近20份頗有見地的提案、議案，其中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律協副會長錢麗萍提出的關于提請制訂《上海市電子商務條例》的議案已列入市人大今年的立法計劃中。
值得一提的是，該議案正是上海市律師協會構建的“議案集體研討機制”這一平臺下的產物。年初的上海“兩會”前，上海律協專門召開了人大議案研討會，對該議案和錢麗萍代表的另一份《關于修改〈上海市住宅物業管理規定〉》的議案作了專項研討，有10多位律師參加了會議。用錢麗萍的話說，“這是兩份上海律師精心研究的議案，三易其稿、最終成型，不僅代表我個人，更是代表了眾多上海律師共同的立法心聲。”現在的上海律協已成為上海市制定法規、規章提交審議前必經征求意見的單位。
為此，上海市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沈國明特別欣慰于律師參政議政的專業水準，“希望律師能爭取到更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的名額，同時期待律師更多參與社會公共事務。”他還說，上海市各級領導也在不同場合稱贊律師的作用。
艱難崛起
上海律師的參與“廟堂”，無疑也在全國的大背景下。
一般在知識階層看來，律師參政議政，有利于法治水平的提高。在美國，律師政治意識十分強烈，其在國家的整個政治生活中十分活躍。據統計，從華盛頓到小布什，美國43任總統中，有28任(27人)當過律師或攻讀法律專業，約占總統人數的65%，其余總統雖然沒有法律專業文憑，但也有不少人是公認的法律專家或對法律深有研究，如主持制定美國憲法的華盛頓。
除了擔任總統之外，在行政部門的各級組織中也都有律師和法律專家在制定政策，如卡特政府的13名內閣成員中8名是律師，律師也擔任行政機構中許多不屬于法律事務方面的職位。
在全國政協常委、上海社會學會會長鄧偉志教授領銜的一份對上海律師執業的調查報告中，就認為上海律師隊伍參政議政的程度并不高，仍游離于國家社會權力體系之外，與律師在法治建設中的重要性相比，上海律師行業的社會權力相對比較低。
為此，報告也建議有關部門能夠關注上海律師群體中還沒有國家級代表，希望上海通過制定地方性法規，明確規定律師在各級人大和政協中保有一定比例，特別是可以設立律師行業的界別參加人大和政協工作。
實際上，在今年的“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趙桂英和全國政協委員舒安娜都向政協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議增加一些新的界別，譬如律師界別，以聽取更多群體的心聲。全國人大代表、陜西大唐律師事務所主任張燕亦曾建議，不僅需要在政協中增加律師的界別，而且可以適當增加人大代表中的律師名額。
其實，從1988年，全國人大代表中首次出現了律師的身影，再到本屆全國人大政協中，律師的人數增加到13人，其中政協委員實現了“零”的突破。在這近20年來，前后幾任律師界的代表和委員一直努力地在中國最高的議政殿堂發出自己的聲音。
雖然律師通過自己代表或委員的身份積極參政議政的數量還很少，但是一些非律師代表則開始私下聘請律師或法學教師擔任自己的助理，為自己履職出謀劃策。
這番看來，似乎有理由期待：隨著依法治國進程的加快、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公民權利保障意識的增強，律師必能深度參與國家決策與社會公共事務，中國“律師參政議政”的“旋轉門”將徐徐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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