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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的作用，就好像燒開水的時候，行政力量的努力已經讓水溫達到99攝氏度，再添上這最后一度，就能完滿達到100攝氏度的沸騰狀態。

―――楊浦區平涼西塊二期18街坊動拆遷基地入駐律師謝東

惠民路591號，楊浦區平涼西塊二期18街坊動拆遷基地大院。

一排排平房構成的辦公室中，有兩間屋子的房間號，在18街坊的老百姓當中，很有名氣。

21號房，入駐著上海四維樂馬律師事務所的兩位律師謝東、錢晶晶，從早上9點到晚上9點，走進這扇門，居民就能得到所需的法律咨詢服務；18號房，則是由1位在職法官和3位社區法官組成的“法院小分隊”，負責宣傳、聽證與調解。

而這幾位“新老娘舅”所面對的18街坊拆遷任務，恐怕是有著“天下第一難”之稱的拆遷工作中的“老大難”：幾乎家家都是年代久遠的私房，共有產家庭多，貧困戶多，家庭矛盾突出。

蝸居亟待改善，但工作舉步維艱。如何解決？需要一種來自“第三方”的力量。楊浦區舊區改造指揮部相關負責人表示，在18街坊拆遷啟動之初，就成立了由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法律專業人士等組成的公信評議組，對拆遷全過程監督。同時，全面實行第三方參與矛盾化解機制：今年8月31日，四維樂馬律師事務所入駐基地；11月8日，楊浦區人民法院在基地掛牌成立本市首個“舊改基地巡回法庭”。這些舉措，為舊改突破瓶頸闖出了一條新路。

截至昨天，共有805產1016戶的18街坊，自9月19日開始簽約起，簽約率已經達到85%。

社會監督、社會參與，依法拆遷、取信于民，透過這兩間小屋，被真實詮釋著。

“第三方”入駐，有何不一樣？

12月的一個下午，居民竇女士來到“舊改基地巡回法庭”，親手將6萬元遞給前夫周先生，隨后雙方在調解協議上簽字，一樁棘手的拆遷款糾紛圓滿解決。周先生還專門買了許多飲料表達感激之情，“法官調解得真好！”

一個月前，竇女士扶著年邁的父母來到巡回法庭，焦慮地向法官訴說前夫“斑斑劣跡”。原來，竇女士和周先生去年10月離婚后，周先生連續14個月沒有支付女兒的撫育費，而他的戶口仍留在拆遷所在房子里。聽說自己有10萬元的份額，在南非做生意的他特地乘飛機回滬。于是，法官把他們請到了基地。第一次“交鋒”火藥味十足，但吵歸吵、鬧歸鬧，法官們逐漸摸清了糾紛的癥結。隨后又有了第二次調解。“拆遷款是周先生的合法財產，受法律保護，與撫養權不能混為一談。”一番法律釋明過后，法官又對雙方動之以情，堅冰開始融化。終于，第三次調解時協議達成：周先生愿意先把前40個月的撫育費4萬元付清，以后將按月支付，竇女士則把10萬元拆遷款交還周先生。

居中評議，從法律專業角度義務為被拆遷居民推演各種可能的結果，是第三方參與矛盾化解機制的主要做法。

這些“新老娘舅”充分發揮專業優勢，深入拆遷基地，幫助居民理解和消化政策精神，爭取更多百姓理解認同。同時，把聽證程序引入拆遷過程中，探索搭建拆遷公信平臺：由專業人士、律師、公信人士等組成聽證委員會，被拆遷居民對房屋面積的認定、應安置人口的認定、保障托底補貼對象的認定等爭議可申請聽證。此外，創建共有產家庭矛盾化解平臺：針對拆遷基地共有產多、家庭矛盾復雜的特點，通過居民、里弄干部、舊改工作人員等共同組成的平臺協商調解，使家庭內部各方的利益趨于一致，并爭取整體合法利益最大化。

上海四維樂馬律師事務所主任厲明說，18街坊拆遷啟動之前參與的大型咨詢會，還歷歷在目：“拖家帶口的，整個大院幾乎是人山人海。我們擺出的法律咨詢臺前，人頭攢動，老百姓對法律服務的渴求可見一斑。”

厲明說，作為專業的法律工作者，又是“第三方”，角度更客觀公正，居民也更易于接受。

有了“第三方”，官司不再有？

“和為貴啊！”當看到居民徐老伯和他的妹妹在調解協議書上簽上名字認可時，社區法官曹福康語重心長地說。

“一定！一定！”兩人異口同聲，有些局促地看著對方，不好意思地笑了。

而就在兩個月前，兩兄妹還是水火不容。妹妹家甚至一紙訴狀，把兄長告上了法院。

還是家庭矛盾：妹妹是知青，回到上海后，跟徐老伯一番商量，把兒子的戶口掛到了他家。18街坊開始拆遷，兩戶人家原本達成協議，由徐老伯在拆遷補償安置款中拿出部分給侄子。沒想到，妹妹被外人挑撥，撕毀當初協議，向法院遞交了訴狀。

“也怪我對拆遷政策不了解，認為有機會多拿錢。”坐在18號房內，徐阿姨一臉懊喪，“現在撕破了臉，沒辦法回頭了。”

就在這樣一種似乎已“覆水難收”的情況下，社區法官曹福康和郁志萍知曉事情后，主動把兩家人約到18號房，陳情個中利害。“一開始，兄妹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誰也不愿聽聽對方怎么說。”兩位法官也不著急，耐心聽兩人訴說“苦衷”后，才開始一一梳理。

前前后后談了三五次。兩人終于松口，哥哥提出了心理價位，妹妹則同意撤訴。機不可失，曹福康當下拿出紙筆，將調解建議一條條寫下，并與他們當場確認。12月19日，兩人走進18號房，鄭重簽名。徐老伯一臉感慨，“為了這事，睡也睡不著，吃也吃不下，血壓都上去了。”他向記者坦言，自己對政策、法律不是很了解，“現在多虧了社區法官，他們有經驗、有水平，當然相信他們的調解。”

然而，并非有了第三方參與矛盾化解機制，官司就會從此消失。居民楊老伯特別疼愛孫子小楊，早在過世前就與老伴一起立下遺囑，將房子留給唯一的孫子。不料三個女兒聽聞拆遷后，要求應作為共有產權人安置。經辦人實在無奈，請社區法官、律師幫忙定奪。在對遺囑的真實性進行鑒別后，這些專業人士認定產權人應為小楊。可三個女兒不依不饒地告上法院。收到傳票的小楊忐忑不安地找到基地，咨詢后吃了顆定心丸。果然，法院審理釋明后令三個女兒無話可說。此時，社區法官和律師卻角色轉換，如“老娘舅”般開導小楊，希望他從“情”字出發對三個阿姨有所補償。小楊爽快答應，一家人重歸于好。

律師謝東點評說：共有產中，各方共有產權人都有權主張自己的利益，坐下來平等協商從而達到共贏是最有效的解決途徑之一。若協商不成，需通過司法途徑解決，則需付出較高的時間成本和訴訟費、律師費等經濟成本，同時很可能因周期過長而損失部分獎勵款項，并對親情產生難以彌合的損傷。“因此，我們一直在著重強調‘分享而不分家’，這一理念是共有產被拆遷居民在處理家庭關系和家庭財產權利方面應當遵循的原則。”

“第三方”參與，如何情與法？

這是基地兩位律師的親身經歷―――因拆遷過程中的家庭紛爭，一位老人心臟病猝死。原本他已說好與照顧他多年的小兒子一同搬遷，如今人一走，幾個女兒更是爭搶，急得小兒子以頭撞墻。從感情角度出發，舊改工作人員和里弄干部都傾向維持原狀，也就是不讓幾個女兒分取利益。但兩位律師了解實情后，作出了專業判斷：房子的物權部分按照法定繼承方式，應屬于兒子和女兒們按份共有。

“在‘數磚頭＋保障托底＋搬遷獎勵’的拆遷安置方案中，磚頭屬于物權，作為父親的遺產，幾個女兒有權分享；而搬遷獎勵則屬于政策福利，我們認為原則上應給予實際居住于此并被認定為安置人口的小兒子。”謝東說，判斷作出后，有位居委干部還私下埋怨他太無情，“我也因此反思過，自己是不是錯了？不過反思再三，我想，法律原則還是應當遵循。”經過調解，兄弟姐妹幾個人最終互相達成了諒解，小兒子一家也順利地搬遷了。

“在基地設立巡回法庭，主要是方便群眾，但也要保證程序公開、公正、公平，保障被拆遷居民的合法利益最大化。”巡回法庭法官顏如玉表示，很多糾紛打官司費時費力，效果還不一定好，而巡回法庭不但有能力解決問題，并且服務完全免費，因此受到了群眾廣泛歡迎。截至目前，短短一個多月，他們共接待居民600多人次，參加“搭平臺”60多個，成功化解各類矛盾20余起。此外，律師入駐基地不到4個月，也已接待居民1500多人次，搭建法律溝通平臺126次，參與調解解決各類矛盾160多起。

“沒有一起糾紛是能一次性解決的。”被評為“推進拆遷先進個人”的社區法官董建春，在多年的法院工作中積累了豐富的調解經驗。他說：“實際上，被拆遷居民對法律知識的需求很迫切，很需要專業人士答疑釋惑。我想，要實現和諧搬遷，除了被拆遷居民，我們每一個工作人員也都應該認真對待并努力。”

記者手記

呼喚更多“第三方”

民間素有起了紛爭就找德高望重的“第三方”（即“老娘舅”）調解的傳統。若以漢代就設有半官方的“三老”來輔成民間調解而論，今天的“第三方”并不新鮮。

說到底，讓法官和律師介入動拆遷工作，其實是一種靠群眾自己說服自己，靠社會力量解決群眾之間、群眾和政府之間各種糾紛的有益嘗試。動遷，是牽系著眾多市民百姓“三最”利益的好事。它好在哪兒，實際上廣大群眾心里最明白。但在以往工作中，政府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地直接介入矛盾，效果總不是特別理想。因此，地位中立的“第三方”適時出現，可充分發揮社會力量在調解中的積極作用。當然，前提還是政府動拆遷工作經得起檢驗，足夠公正、公平、公開。

身處這座高速發展的大城市，身處這個多元開放的新時代，各種各樣的問題與矛盾都可能會涌現并集中。再循慣例地簡單靠行政命令行事，不再可行；而尊重法律精神、尊重各方利益的探索，值得提倡。

采訪中，一位社區法官坦言：動拆遷相關糾紛，單就法律專業而言并不復雜，但歷史遺留問題繁多，引發糾紛的潛在因素很多，因此通過購買服務邀請由專業人士組成的“第三方”參與其中很有必要，也大有可為。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我們呼喚更多的、能助水從99攝氏度升至100攝氏度的“第三方”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