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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剛）新時代下的律師“新政”——回顧律師制度恢復30年征文
日期：2009-05-26 作者：陳剛
如今律師界人才濟濟，競爭激烈，被外界譽為“后生可畏，人才輩出”。相對老一輩律師而言，我們這一代的執業環境是前所未有的，日益健全的法律制度，日新月異的投資環境讓我們頭上的光環更為璀璨。在我看來，我輩的最大幸運是趕上了這個特別的時代，搭乘了中國興旺發展之舟，律師行業在積淀許久之后，厚積薄發。在西方，幾輩人差不多四百年的時間才能經歷兩個天壤之別的時代，中國人四十年就經歷了。在律師制度恢復的30年中，一名中國律師有幸經歷的這十年也許是幾名外國律師經歷的百年。
30年的發展 刑事律師到非訴訟律師的轉變
從律師行業的發展軌跡能看到國家的發展歷程、時代的縮影、社會的未來。我國經歷了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如今上海正在著力建設四個中心，去年的奧運會，明年的世博會，中國在向世界展示風采的同時，也吸引了大批的國外投資客人。身處如此變革的大時代，是我們的幸運；回想幾十年前，當時的同行是根本不能想象的。很多市民清楚的記得，律師這一名詞是隨大批刑事案件被公眾了解的，李國機、鄭傳本等大批名律師是為“四人幫”、于雙戈等案件辯護而出名的。由于當時各方面因素的局限，老一輩律師在有限的舞臺沒有發揮出真正的才智。而現在，律師行業的頂尖翹楚大多從事的是經濟類、投資類、企業并購和收購的非訴訟案件。在時代飛速發展的進程中，30年來，律師正在不斷轉變角色，在經濟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我從事律師工作近20年，從當初一名小律師到現在九州豐澤律師事務所的當家人，我的成長軌跡見證了律師業的發展。我剛入行的時候，辦理最多的是各類訴訟型案件，隨著時間的推移，我辦理案件的類型也有了很大的變化。幾年前，辦理的一起案件非常能代表我現在的社會角色。
某市一家中外合資企業成立于2000年，當年即實現盈利，第二年就向國家上繳利稅超千萬元，市場占有率持續提高，可以說是該行業的領跑者。但是短短3年間，公司大小股東就對企業的經營理念和產品的升級換代等諸多問題產生了分歧，屢屢交涉均無法形成一致意見。外方大股東想一走了之，主張關閉公司；這一想法當然遭到了中方小股東的強烈反對，畢竟這家公司的產品無論是質量還是價格都極具競爭力，在業內是受到廣泛好評的，簡單地“關門大吉”，實在可惜！然而，當時大小股東分道揚鑣的局面已難以避免，雙方都采取了非常極端的手法，并且擺出一副“不置對方于死地誓不罷休”的態度，公司內部流言四起，五六百名員工人心惶惶，公司生產經營也陷入僵局。
就是在這樣的非常時期，中方小股東找到了我，迫切希望我能將公司從內憂外患的困境中解救出來。我在詳細了解爭議由來及中外股東利益訴求的基礎上，迅速組建了律師團，著手處理相關事宜。
作為中方小股東委托的律師團，我當然深知自己的工作目標，那就是排除一切內外干擾，重振公司雄風，并且使小股東在該公司中的地位得以鞏固。第一步工作，毫無疑問是要“清理門戶”。根據小股東提供的信息及律師團調查的情況，外方大股東的代表在管理經營期間存在侵占、挪用公司錢款及向客戶行賄等多種違法行為，為了確保公司今后能進入合規經營的良性運行軌道，小股東毫不遲疑地向有關部門舉報，大股東最終鋃鐺入獄。由于小股東僅占公司20%的股份，僅靠一己之力難以吞下這塊大蛋糕，因此尋找新的接盤手成了當務之急。
經過半年的艱苦努力，律師團幫助小股東聯系了多家擁有雄厚實力的財團，通過招投標的方式為委托人選擇了一家在行業內數一數二的國內企業作為最優的接盤手。對方對上海這家公司的資產也比較感興趣，但由于該公司即將上市，因此對新注入資產有著非常嚴格的要求，務必確保“干凈”。在這樣的情形下，律師團又對公司的資產進行了再次清理，通過歷時半年多的70余場官司解決了供應商、銷售商、房屋出租方等外部債權人與公司的債權債務關系，在此基礎上依據法律文書確定的標準悉數償還了外部債務。與此同時，律師團還對公司的數百名員工進行了安撫，該走的走，想留的留，應當支付的補償金也全部支付到位。更重要的是，通過與大股東間持續不斷的談判，公司內部的股權糾紛塵埃落定：原大股東拿到了其應得的利益，小股東迎來了其重生的契機！企業最終完成資產重組，律師團為新公司完善了法律和財務框架。目前，該公司已是行業內當仁不讓的NO.1，市場占有率多年來都處于壟斷地位，原小股東的利益得到了更大程度的鞏固和提高。
對律師的新要求 做企業的管理人
上述這個案件涉及到的是公司股權的變更，現在看來，是再尋常不過的法律糾紛，也是再簡單不過的法律服務。然而在當時，對于律師界來說，卻是新穎案例，業務拓展的新領域。企業高管沉醉于利益爭奪，無暇顧及生產經營，律師作為法律人，此時卻承擔起了企業管理人的角色。毫無疑問，這是個全新的角色。既是企業管理人，就要求律師不僅要熟悉法律這個老本行，還要對企業管理的體系和模式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在更為全面綜合的視野下，來審視和考量整個案件。無論是前期的資產評估、中期的產權交易，還是后期的掛牌轉讓，都需要由包括法律服務業在內的多行業專業人士參與，而律師的組織協調功能顯得尤為重要，是其中的核心和靈魂。從這些角度看，律師更像是中場選手，為客戶的起腳、射門、進球組織助攻。
既然是核心和靈魂，律師本身的專業素養和服務技能就決定了其提供的法律服務的質量。在如此復雜的任務面前，任何一個律師單槍匹馬、單打獨斗都是難以勝任的，必須組建強大的律師團。股權糾紛所涉及的法律問題相當廣泛，絕非單一的訴訟或非訴訟程序可以解決。就刑事而言，主要存在大股東侵占和挪用公司錢款兩方面問題，就民事而言，則涉及貨物供銷關系、房屋租賃關系、知識產權、勞資糾紛等多種多樣的訴訟糾紛，以及公司法、證券法等相關的非訴訟事務。律師團成員的選擇就很有講究，要對好來自各個利益集團的客戶，不僅需要單兵作戰能力很強的律師個人，更需要術業專攻、精誠協作的律師團隊。由于涉及的主體非常多，小到高級管理人員，中到公司股東，大到商務部、法院、證券監督部門，僅靠律師個人，縱其有三頭六臂，其效果必將是螳臂當車。為了提供給客戶最高效和優質的法律服務，我們專門組建了項目團隊，其中包括多位擁有豐富經驗的公司法律師、勞動法律師、知識產權法律師、證券法律師，還挑選了有海外背景的律師為客戶提供法律服務。正是由這樣一群精英組成的目標一致、分工明確的團隊，使看似無解的難題得以抽絲剝繭般的滿意解答。
中國法與外國法的融合
回顧執業歷程中經辦的這件標志性案件，我不難發現，進入新世紀以來，因公司股權變更而導致的法律糾紛已成逐漸增多趨勢，所涉金額之巨、案件數量之多讓國內老一輩法律人嘆為觀止。然而此類法律問題在國外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物，他們早已積累了一套相當成熟的辦案規程，操作起來駕輕就熟。
在解決上述那家企業外方與中方矛盾時，我們的律師就運用了中國法律和外國法律中對當事人最為有利的條款達到了最佳結果。當時外方擁有了控股的公司地位，認為可以據此關閉公司，但這必然會影響中方股東的權益，我們首先運用我國公司法的相關規定，建議中方股東聯合，使得對方不能取得決議通過的投票比率；其次，在研究了外方國內控股決議規則，通過國外的相關機構，找到了外方股東的母公司，經過艱難的談判，自上而下使外方轉讓在華投資公司的股份，為公司脫困鋪平了道路。之所以能成功化解這些難以調和的矛盾，我認為，不拘泥于國內法律體系，敢于突破“法律國界”是關鍵。
作為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青年律師，我們有幸見證了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所帶來的職業機遇，也應該在新的法律服務領域有所擔當：關注新的法律現象，研究新的法律問題，提出新的法律意見，創造新的法律服務產品，提升中國年輕律師的法律執業水平。
律師的協調作用 訴訟與非訴訟的融合
必須承認，公司法律事務在中國是個全新的領域，相關立法還較為滯后，如何引導當事人規避法律問題，成了擺在律師面前的全新課題。由于中國人長期以來“重情義、輕規矩”，對股東間權利義務的約定含糊不清，很多公司的章程都是千篇一律，一旦發生爭議，就陷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糾纏之中，嚴重影響了公司的正常運轉，這幾乎成了一種普遍現象。等到面臨公司分崩離析、股東反目成仇、員工一盤散沙、業務停滯不前的毀滅性結局時，才恍然醒悟到要尋求法律專業人士的幫助，然而代價卻是巨大的。
作為法律專業人士，律師應當向企業倡導樹立法律消費的意識，通過在日常經營活動中購買法律服務，來及時發現法律隱患，消弭法律紛爭，達到防微杜漸的效果。“把丑話說在前頭”，這是律師應當宣揚的觀點，也是企業應當樹立的意識。當然，新的業務領域需要律師創新法律服務產品，除了傳統的訴訟服務外，律師還應當在非訴訟服務領域有所突破，尤其是要前瞻性地幫助企業完善內部的規章制度建設。
在這方面，國內的年輕律師應當向新生代“海歸派”律師取經。特別是公司法人的治理結構問題，中國的企業一向不夠重視，家族式企業中“老大說了算”的做法更是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與國際規范做法大相徑庭，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國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步伐。新生代“海歸派”在這些問題上接受了先進的教育，視野更加開闊，為我們帶來了全新的理念和操作規則，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解決此類問題。（上海九州豐澤律師事務所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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