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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正茂）回首滄桑巨變 前瞻鵬程萬里
日期：2009-05-05 作者：倪正茂
1949年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法令雖有“被告人有辯護權”的規定，但是囿于當時歷史條件，并未建立起律師制度。1949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與確定解放區的司法原則的指示》，廢除了舊法統；連類而及，舊的律師制度也予廢止。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雖然確立了被告人的辯護權和律師辯護制度，如上海市人民法院于1953年設立了“公設辯護人”（后改為“律師”），但此后的連年政治運動，使得律師活動實際上處于停滯狀態。至1957年6月，全國僅有名不副實的專職律師2572人、兼職律師350人。57年之后直至10年“文化大革命”結束的1976年，律師活動徹底停頓了。
直至1979年7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了《刑事訴訟法》，專章規定了刑事犯罪當事人的辯護權，為重新建立律師制度吹響了號角。1980年8月26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又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暫行條例》，對我國律師的性質、職責、權利、任務、資格條件及工作機構等，都作了明確的規定。自此之后，律師隊伍才得以恢復發展。
1987年7月，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律師代表大會，宣告成立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同年加入了國際律師協會。中國的律師機構、律師隊伍，隨著改革開放的勝利發展而蓬蓬勃勃、一往無前地日益壯大、迅速成長。以上海為例，1979年至2006年律師人數從16人躍增到8401人，28年里增加了540倍。1980年，上海僅有兩個法律顧問處，1984年至1990年基本上保持在40—60家，而2006年底則發展到857家，其中內資所741家，外資所代表處116家。
現在，上海以及全國各地的幾乎所有社會生活領域，都有律師涉足其間，為社會秩序的穩定、公民權益的維護和憲法、法律的實施，作出功不可歿的巨大貢獻。回首新中國成立以來律師隊伍的變化發展，真可謂巨變滄桑，令人振奮不已！
作為兼職律師，由于科研、教學以及社會工作的繁重，本人極少辦理案件，但從1984年以來偶爾參預的少量案件中，卻也同樣可以見證改革開放以來律師工作的巨大進步。
1984年獲得兼職律師資格不久，我受托擔任一件離婚案件的原告代理人。開庭審理之前，忽接主審法官電話，約見本人鄭重告知：“這次開庭，有國際婦聯代表團出庭聆審，現在決定，你可以在庭審中發言，但不要超過5分鐘。”我聽了之后，感到十分荒唐。作為原告的代理人，就必須為原告盡情傾訴相關冤情，維護并盡可能爭取應得的利益，為此，就必須陳述事實、列舉法律規定，還可能不得不與被告的代理人交鋒。
但作為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法律工作者，我也知道法官的告誡性指示自有其一定的理由，而且，這樣的指示，決不會是該主審法官的個人意見，一定是法院領導甚至更高層的指示。是否照辦，成了橫亙眼前的一道難題。左思右想，我面對法官，就以“知道了”三個字簡單作答。但在開庭之時，我盡可能言簡意賅以求縮短發言時間，同時盡可能全面陳述代理意見。
由于有國際婦女代表團一批代表在場，法官沒有、也不敢打斷我首次長達20多分鐘的發言以及后續的4次隨機發言，每次都超出了5分鐘。我不知道事后法官以及法院方面如何評論本人之表現，這件事就這樣過去而成為陳跡了。此事雖小，但足可見1984年其時法院行政領導、法官以及律師等等法律職業人的復雜而凝重的心理與期待。
就我而言，作為57年進復旦法律系學習，多少接受了一些現代法學教育的人，本能地要盡到律師的神圣責任。同時，我也認識到，只有表現為盡力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才能博得國際友人的尊重。而應當諒解的是，在法官方面而言，他的確可能也是從愛國之心出發而發出那樣的指令的。
我相信，今天中國的任何一地、任何一次庭審，律師都不會接到諸如此類的指令；而如果偶或有對律師工作的非法干預，不管用什么“至上”的借口，都可能被揭諸報端網尾，成為“過街”事件而轟動。而這，就是國人（從領導到每一個公民）法律意識覺醒的表現，當然也是律師工作滄桑巨變的實證之一。
此后大約過了2年，我又代理了一件案子，合作者為一位后來成為“大腕”的年輕律師。開庭回來的路上，他忽然問我：“倪教授，你認為律師是什么？”我以當時的認識含含糊糊地答曰：“我國律師叫“人民律師”，是人民的法律工作者。”他對我的回答大搖其頭，表示否定。我問同行的王亦軍同志，她笑而不答、不置可否。
我又反問該年輕律師，他竟稱：“我認為，律師就是當事人的一只狗。”我聽了大吃一驚、大惑不解，他接著說：“你看，扔給一根肉骨頭，狗就會去搶；當事人給律師錢，律師就千方百計為當事人說話。”多少年來，我一直在思考這位年輕律師說的這一席話；同時，我或多或少地，也關注著這位律師的前行軌跡。律師的職責，律師工作的任務與本質，律師隊伍的建設等等，實際上都與諸如此類的認識息息相關。
改革開放以后的律師工作，實際上起始于對“四人幫”及其黨徒的審判。這一審判被稱為“歷史的審判”。在這一審判中，特別法庭為“四人幫”們指定了辯護律師。這些律師在對“四人幫”的審判中心勞力竭,各自作出了極大的努力。但是，人們也在反思，這次審判中諸多律師的辯護表現，究竟是否可以名垂青史，抑或瑕疵多有，甚至有些舉措可能遠遠背離了律師的職業本質，是否遠離了社會主義法治的要求有待后人評說。
經歷多年的律師隊伍建設，我們看到，如今有成千上萬的律師，不辭辛勞，不計報酬，甚至不惜個人安危、身家性命，盡心竭力地為憲法與法律的實施，為當事人合法權益的維護，為公平與正義的兌現而長年奮斗。其中的佼佼者，被官方或輿論推崇為為優秀律師或大律師。從審判“四人幫”時律師活動的指導思想，到早先業內人士偏激的“狗論”，到當今律師界主流對法治、對律師職業本質的相對科學、正確的認識，我以為，既是當今時代文明的重大進步，同樣也是律師隊伍、律師工作滄桑巨變的表現。
回首滄桑巨變，前瞻鵬程萬里。我國改革開放正在節節推進，廣大公眾的權利意識迅速覺醒，黨和政府越來越重視法治建設，因此,我相信，中國律師隊伍還將繼續壯大，而律師界應當也能夠承擔起為公民維權、為法治拼搏、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歷史重任。
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律師進入人大、政協，成為法官、檢察官和政府官員；相信還會有越來越多的律師界精英，探尋法治建設規律，總結其豐富的實踐經驗，真切而又合孚實用撰寫法學專著，成為新時代的法學專家。
在當下金融風暴導致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中，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一枝獨秀”，既為律師服務國人、走向世界提出了更高、更為迫切的要求，也為律師大獻身手、鵬翔萬里提供了極好的機遇。
奮進吧，律師朋友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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