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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忠敏）二十年律師風雨路

日期：2009-05-04     作者：趙忠敏

      今年是上海律師制度恢復三十周年。三十年來,上海律師制度不斷改革、完善，上海律師事業蓬勃發展，上海律師已成為上海社會發展、經濟建設和法治化進程的重要力量。上海律師制度的恢復與發展，是中國全面實行改革開放的重要成果和縮影，也見證、參與了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風雨歷程和發展成就。
     身為上海郊區的農村青少年，由于適逢鄧小平先生領導的中國改革開放好年代，中國確立“依法治國”方略，恢復、發展律師制度，我才得以跳出農門，接受專業教育和改革開放的思想啟蒙，才得以自主選擇律師職業，如愿以償成為一名職業律師，執業至今已二十余年。回首我以往的職業選擇與發展之路，感慨良多，歷歷在目。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確立了全面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進入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1982年9月，我考入上海市農業學校。當時，正是中國改革開放的思想啟蒙期，全國各地涌現出了第一批改革先鋒人物（如步鑫生、馬勝利等），而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則在思想、經濟和政治領域推介了大量西方著作，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來自美國的《第三次浪潮》和《大趨勢》，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的思想解放、社會進步。
      在農校學習期間，我是一個好學、愛讀書的青年，深受時勢影響，不滿現狀，很想另創一番事業天地。當時對我一生影響最大的是，中國科技大學副教授、化學家溫元凱先生于1984年發表的專著《中國的大趨勢》。該書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當年社會影響巨大，被評為全國最暢銷書第二位。我認真、反復地學習上述《中國的大趨勢》及相關書籍，深受教育和啟發，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騰飛，必須改革開放、健全法治、更新觀念與制度。從那時起，我陸續購置了大量高等院校法學教材及學術著作，走上了自學法律之路。
      根據鄧小平先生“就高等教育來說”“兩條腿走路”的英明指示，中國自1982年起創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制度，以彌補“文革”造成的人才奇缺及全日制高等教育的不足。1986年7月我農校畢業留校任教后，又隨后參加華東政法學院法律專修科自學考試，并于1987年12月通過全部課程的考試，取得了國家認可的法學大專畢業文憑。
      也許命運眷顧，或許機緣巧合，應驗了“機會只給有準備的人”那句老話，我的勤奮自學、來之不易的法學大專學歷，又趕上了好時候。1987年11月黨的“十三大”明確提出了“依法治國”方略，隨后1988年1月在全國范圍內公開招考選拔政法干部，其中學歷條件是，報考公、檢、法的，須具備高中以上學歷，報考司法局（包括律師、公證員）的，須具備大專以上學歷。剛剛取得尚不足一個月的法學大專文憑，好似及時雨,又使我具備了報考律師的條件。
      那時，我對律師職業非常神往，能成為一名律師是我不敢言表的奢求。那時，也不允許人才自由流動，教師、律師都屬于“國家干部”性質，人事調動均須經縣級以上人事部門批準。經元旦期間多方協調，我于1988年1月終于獲得學校領導同意，報名參加上海市政法干部選拔考試，并取得了優異成績。
      1988年4月，我順利調入上海市松江縣司法局，在松江縣律師事務所專職從事律師工作，同年5月起開始出席莊嚴的法庭，同年10月參加并以優秀成績通過全國律師資格統考，取得律師資格。從此，我踏上了律師職業之路，至今已二十余年。
我從事律師工作之初，律師事務所屬于國有、半官方性質，按照行政事業性單位管理，律師人數及業務也較少,辦公條件也較為簡陋,律師工作積極性遠不如現在,待遇多按資歷不按能力確定。不少當事人對律師工作極為重視配合，也可能對律師性質不甚了解，例如收到律師催款函，經常自行付款或很快回函確認付款事宜，不像現在的當事人對律師函大多不予配合處理。
     當時，法律適用也充滿行政、計劃經濟的色彩。在民事訴訟中，因超越經營范圍、未經主管部門批準、違反定價規定等當事人之外的原因，很多商務合同被法院確認無效，當事人意思自治的權利遠未確立。記得在為一起盜竊案辯護時，我對被盜打火機的價值提出異議，理由是涉案打火機的進銷差價幅度超比例、銷售價格違規，結果法院采納我“就低不就高”的辯護意見，涉案價值從“數額巨大”降為“數額較大”，極大減輕了被告人的刑事責任。
      隨著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市場化、所有制改革，我的律師業務也從傳統的民事訴訟、刑事辯護，逐漸擴展到投資、稅務、公司法、勞資關系、建筑與房地產等專業及非訴訟領域。自1994年以來，我長期擔任上海市工業綜合開發區、奉賢現代農業園區、海灣旅游區等開發區的常年法律顧問，為開發區及落戶企業提供了富有實效的法律服務，還先后考察了蘇州、杭州、高郵、萍鄉等地開發區，對各地、各級、各類開發區的管理服務及招商引資進行比較研究，并積累了豐富經驗。
      為了進一步適應律師事業發展及法律服務新需求，律師事務所的體制創新日益迫切。1994年6月，我作為發起合作人，參與創辦了奉賢區第一家“合作制”（集體性質）上海市九鼎律師事務所。1999年4月，我又發起創辦奉賢區第一家“合伙制”（私營性質）上海市昆侖律師事務所，并擔任主任至今。律師事務所的全面改制發展，極大激發了上海律師業的活力和創造性，我所也不例外。
      我所成立十年以來，狠抓律師隊伍建設，不斷拓展律師業務領域，積極創建學習型組織，不斷提高法律服務的質量和水平；同時，堅持以服務客戶為先，講求法律服務的效果、效率和效益，律師事務所與律師共同發展為執業理念，培養了一大批優秀青年律師，并引進本屆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政法學院教授倪正茂、原奉賢縣委宣傳部副部長、區委黨校副校長曹平生等資深律師。我所現有執業律師十七人、實習律師三人，成為上海市中等規模的律師事務所之一，多年來，我所執業律師人數、業務數量及完稅保持在奉賢區律師行業的三分之一左右，受到業內外人士的廣泛重視與好評。
1999年12月，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吳階平先生為我所題名，時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王文元先生、時任全國僑聯副主席黃其興先生、原上海市副市長、時任上海市政協主席謝麗娟女士分別為我所題詞，勉勵我所律師“維法尊嚴”、“兢兢業業、為民護法”、“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而努力奮斗”。
      受到業內同仁的推舉和社會各界朋友的支持，我已連續多年當選為第六、七、八次上海市律師代表大會代表，先后擔任上海市律師協會第七屆監事會監事、第八屆理事會理事至今，現還擔任九三學社上海市委社會法制委員會委員、奉賢區工商聯常委、奉賢區私營企業協會理事、奉賢區見義勇為資金理事會理事等職，先后被授予奉賢縣十大杰出青年、奉賢縣政法系統先進個人、奉賢區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等榮譽稱號。
       人各有志。盡管我的律師職業之路尚不足稱道，但回首以往，我深切感到，正是由于中國全面實行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及 “依法治國”方略的確立，律師制度才得以恢復與發展，而身為農民子弟的我才有這份機遇，轉身成為一名職業律師。我自當珍惜這份神圣的職業，認真履職，為維護國家法律的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作出更大貢獻。“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